第37章 智能时代的回声

  “智能时代的技术创新与治理”论坛的横幅在春日阳光下格外醒目。报告厅门前已聚集了不少人，有西装革履的学者和企业代表，更多的是背着双肩包、步履匆匆的学生，他们眼中闪烁着对前沿话题的好奇与渴望。

  高育良在签到处出示证件后，工作人员显然提前得到了通知，一位年轻的校办老师立刻迎上来：“高主任您好，我是校办的周老师，负责接待您。您的座位在前排嘉宾区，请随我来。”

  “不用特别安排，我坐后面就好。”高育良摆摆手，他更想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融入。

  “这……”周老师有些犹豫，“张副校长交代要接待好您……”

  “没关系，我就坐那边。”高育良指了指中间偏后、靠近过道的空位，“这样听讲、记录都方便。”

  周老师见他态度坚决，只好应允，但还是贴心地说：“那您先坐，茶歇时张江教授可能会来找您交流。这是今天论坛的详细议程和嘉宾简介。”说着递上一份装帧精美的会议手册。

  高育良道谢后，走向自己选定的座位。坐下前，他习惯性地环顾四周。报告厅能容纳近五百人，此刻已坐了七成满。前排嘉宾区，他看到了几个熟悉的面孔——有在政策研究会上见过的智库专家，还有两位央企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他的目光在一个略显紧张的侧影上停留了片刻：黄章。他坐在嘉宾区边缘，穿着比飞机上那身正式了些，正低头翻看会议材料，不时抬头望向主席台，眼神中充满期待。

  八点五十五分，与会者基本就座。高育良注意到学生群体占据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位置，他们大多带着笔记本或平板电脑，有些还在抓紧论坛开始前的时间阅读文献。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让他不禁想起女儿高芳芳在mit参加学术会议时的模样。

  论坛准时开始。水木大学主管科研的副校长致辞，简短强调了在技术加速变革的时代，大学应扮演创新引擎与理性思考者的双重角色。开幕致辞后，进入了主旨演讲环节。

  第一位演讲者是中科院自动化所的一位资深研究员，题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现状与瓶颈》。演讲充满了图表、数据和技术术语，详细梳理了从算力、算法到数据的基础要素进展，也坦诚地指出了在可解释性、鲁棒性、能源效率等方面面临的挑战。研究员特别提到：“我们现在很多研究是‘数据饥饿型’的，但高质量、合规的数据获取越来越难。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

  高育良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数据合规性”和“技术瓶颈的社会维度”几个关键词。这些天阅读的文件中，已有不少涉及数据安全管理和新技术标准制定的内容，研究员的观点提供了技术根源上的注解。

  第二位演讲者便是张江教授。他的题目更加聚焦：《以人为本的智能交互设计》。与之前研究员的技术性阐述不同，张江的演讲充满了人文关怀和设计思维。他展示了一系列案例：为视障人士开发的触觉反馈导航系统、帮助留守儿童与远方父母情感连接的新型通信界面、以及能让老人在数字世界中保持尊严和自主性的简化智能家居方案。

  “技术不应该让人去适应机器，而应该让机器来理解人、服务人。”张江的声音温和而有力，“好的设计，是隐形的。它不炫耀技术的高深，而是关注需求的真实。这要求我们工程师必须走出实验室，走进社区、医院、工厂，去观察、去倾听、去共情。”

  张江展示了一个他与深圳一家企业合作的案例视频。视频中，工人们正在试用一款新的工业质检辅助界面。高育良注意到，那家企业的logo正是“未族”。视频里，王立早简短出镜，解释了他们对一线操作体验的重视。张江点评道：“与产业界的合作，让我们看到了理论落地的重要性，也让我们意识到，很多创新其实源自对真实痛点的深刻洞察。”

  高育良看到，嘉宾区的王立早在张江提到他们时，背脊明显挺直了，脸上露出自豪又谦逊的表情。

  张江演讲的最后，他提到了人才培养：“我们需要的是‘T型人才’——既有深厚的专业技术深度，又有广阔的人文社科知识面。未来的创新领袖，必须懂技术、懂人性、懂社会。而这，对我们的教育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

  掌声热烈。高育良也由衷地鼓掌。张江的演讲，为他理解“技术创新与治理”这个宏大主题，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微观注脚。

  茶歇时间，人群涌向报告厅外的休息区。高育良没有动，他坐在原位，整理着笔记。不一会儿，周老师引着张江教授走了过来。

  “高主任，这位是张江教授。教授，这位是国家发改委的高育良主任助理。”周老师介绍道。

  “张教授，好久不见。刚才的演讲非常精彩，深受启发。”高育良起身与张江握手。

  “高主任客气了。欢迎您来指导。”张江约莫五十岁，气质儒雅，眼神睿智，“周老师说您对论坛议题很关注。”

  “学习为主。”高育良微笑，“张教授提到的‘以人为本’和‘T型人才’，我深表赞同。尤其是在政策制定层面，如何营造有利于这种创新和人才成长的环境，是我们正在思考的问题。”

  张江点头：“政策导向确实关键。比如，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项目资助方式，是否鼓励学者去做那些周期长、风险高但可能有深远影响的基础研究或跨界探索？再比如，如何打通高校、科研院所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和技术转化通道？这些都是实际问题。”

  两人简短交流了几句。张江提到，他最近在尝试与像“未族”这样的企业建立更深入的“联合实验室”模式，但面临一些体制机制上的障碍。高育良没有多言，只是认真倾听，表示会将相关问题带回去研究。

  茶歇结束前，王立早也看到了高育良，远远地点头致意，但没有贸然过来打扰。高育良也微微颔首回应。

  论坛下半扬是圆桌讨论，主题是“构建敏捷而负责任的治理框架”。除了张江，参与讨论的还有一位法学教授、一位科技伦理学者、一位风险投资人和一位来自工信部相关研究院的政策专家。

  讨论很快切入深水区。

  法学教授强调立法的重要性：“法律必须为技术发展设定底线和框架。比如算法透明度、数据产权、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责任认定等，需要有清晰的法律规则，不能一直停留在‘指导意见’或‘伦理准则’的软约束层面。”

  科技伦理学者则担忧过度监管：“技术创新本身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如果规则太细太死，可能会扼杀探索的活力。我们应该更多采用‘基于风险’的差异化监管思路，对高风险应用严管，对低风险探索给予更多沙箱空间。”

  风险投资人的视角非常实际：“资本是逐利的，但也是推动创新的重要力量。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对我们至关重要。如果规则朝令夕改，或者执行中弹性太大，会增加投资的不确定性，最终可能导致资本流向更成熟的领域或海外市扬。”

  政策专家尝试平衡各方观点：“治理的核心是平衡艺术。既要防范风险，又要释放活力。部里正在探索‘监管沙箱’、‘创新友好型监管’等试点。同时，我们也在推动建立跨部门的协同机制，因为很多问题，比如平台垄断、数据安全、就业影响等，单一部门很难应对。”

  讨论中，张江再次提到了人才问题：“一切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我们需要培养能理解技术、法律、伦理、经济的复合型治理人才。同时，也要让技术人才有更多渠道了解政策制定的逻辑和社会的多元诉求。”

  听众提问环节，气氛更加活跃。有学生问及如何防止技术加剧社会不平等，有企业代表询问政策对开源技术的态度，还有学者探讨国际治理规则协调的可能性。高育良静静地听着这些来自不同角度的声音，手中的笔不时记录。这些鲜活的一手信息，比任何书面报告都更有价值。

  论坛在中午十二点半左右落下帷幕。主持人总结时呼吁学界、产业界和政策制定者加强对话，共同探索适应智能时代的创新与治理之道。

  人群逐渐散去。高育良没有急于离开，他在座位上又坐了几分钟，将最后几点思绪记录完整。今天的论坛，像是一次集中的“充电”和“校准”。他听到了技术前沿的脉动，感受到了产业界的焦灼，也领略了学术界的深思。更重要的是，他对“主任助理”这个岗位在类似议题上可以发挥的作用，有了更具体的想象——或许是推动跨部门协同的润滑剂，或许是促进政策与实践对话的桥梁，或许是关注那些容易被宏大叙事忽略的微观创新与真实困境。

  他将笔记本收好，站起身，随着最后一批人流走出报告厅。

  春日正午的阳光，温暖而不炙热。水木大学校园里，海棠花开得正盛，粉白的花瓣在微风中轻颤。年轻的学生们说笑着从身边走过，讨论着刚才论坛的内容，言语间充满对未来的憧憬和思考的激情。

  高育良没有坐车，决定步行一段，感受这校园的朝气，也梳理一下思绪。他沿着林荫道慢慢走着，方向是校园西门。肚子有些饿了，他打算在附近找家干净的小店解决午餐，然后下午回委里，将今天的所见所思整理成一份简要的参会报告。

  西门外的街道，充满了生活气息和学术氛围交织的特殊活力。书店、文具店、复印店、各色小吃餐馆林立，满足着学子们的日常所需。高育良的目光扫过几家餐馆，最终选择了一家看起来客人不少、招牌写着“学子居”的家常菜馆。玻璃门干净，里面看起来明亮整洁。

  他推门走了进去，浑然不知，接下来的一次偶然相遇，将为他平静的履新生活，投下一颗小小的、带着文学色彩和人情温度的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