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初涉宏观工作

  他的日常工作从早晨七点半阅读秘书处送来的《昨日要情》和《内部参阅》开始。这两份内部简报，一份是各部委、各省市前一日主要动态和突发事件的摘要，另一份则是国内外智库、媒体对重大经济政策的前沿分析与研判，有时也包含一些不便公开但极具参考价值的调研数据。高育良读得很细，不光是看内容，更试图理解简报筛选、编排背后所反映的关注重点和风向。

  八点半左右，他通常需要参加委领导的晨会或专题会议。作为主任助理，他并非每次都有发言任务，更多时候是聆听、记录，理解高层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决策考量。他注意到，与地方会议上常常存在的激烈争论或人情协调不同，这里的讨论更加数据驱动、模型支撑，争论的焦点往往在于对同一数据的不同解读，或是对长期趋势与短期阵痛的权衡。这种高度专业化的氛围，让他更加意识到自身知识结构需要更新的紧迫性。

  会议之后的时间，往往被各类文件占据。需要他“阅示”或提出初步处理意见的文件源源不断。有的是地方上报请求中央资金或政策支持的重大项目可行性报告，厚达数百页，涉及技术、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评估；有的是其他部委就某一领域改革方案征求发改委意见的会签稿，字斟句酌，牵一发而动全身；还有的是内部研究报告，对产能过剩、地方债务、能源安全等“灰犀牛”或“黑天鹅”风险提出预警和对策建议。高育良逼迫自己快速学习，遇到不熟悉的领域，就标记出来，要么查阅手头不断增厚的资料汇编，要么直接打电话向相关司局的处长甚至副司长请教。他请教时态度谦逊，问题往往能切中要害，很快便赢得了几个业务司局“新来的高助理很扎实、很好学”的初步印象。

  除了案头工作，他也开始有选择性地参加一些调研活动。第一周，他跟随地区司的同志去了趟津门滨海新区，实地察看几个列入国家战略的先进制造和研发项目。第二周，又旁听了产业司组织的一扬关于新能源车企发展困境的内部研讨会，听到了不少来自市扬一线、在正式报告里未必会充分呈现的尖锐问题。他很少在会上轻易发表看法，更多是观察、提问、记录。但他提出的问题，有时会让汇报的地方官员或企业代表额头冒汗，因为他总能绕过表面的成绩展示，问及深层的机制障碍或未尽的考量。

  在这个过程中，他与几位副司长、处长逐渐熟络。午餐时间在食堂，他会有意与不同司局的同事坐在一起，聊的未必都是工作，有时是帝都的天气、交通，有时是各自家乡的风物，但这种非正式的交流，往往能让他窥见不同司局的工作风格乃至一些微妙的人际脉络。他保持着礼貌而适度的距离，不轻易承诺，也不打探不该问的信息，这种分寸感逐渐让人感到放松和可靠。

  一天下午，他正在审阅一份关于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建议稿，手机震动了一下。是王立早发来的短信：“高先生，冒昧打扰。我已与张江教授团队初步接洽，收获很大！非常感谢您的引荐！不知您何时方便，想当面向您致谢，也简单汇报一下我们的一些新想法。” 短信措辞谨慎而诚恳。

  高育良想了想，回复道：“王总不必客气。有所收获就好。我近日工作较忙，见面暂缓。你可将新想法简单整理，若有涉及宏观政策或行业发展的共性问题，可发我看看。” 他给了王立早一个非工作的电子邮箱。既保持了联系的渠道，又将界限划得分明。

  又过了几天，一份关于“部分行业民营企业创新投入与人才困境”的简报放到了他的桌上。这份简报综合了几份内部调研和智库报告，指出在一些技术密集型行业，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创新企业，面临研发资金不足、高端技术人才引进难、与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渠道不畅等普遍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升级步伐。简报末尾，相关部门提出了几条原则性的政策建议。

  高育良拿起笔，在简报空白处写下几行字：“此问题具一定普遍性。建议：1. 可否考虑梳理此类企业的具体‘痛点’案例，分门别类？2. 现有科技、人才、金融政策在基层落实时，是否存在‘玻璃门’或‘最后一公里’问题？3. 除了普惠政策，是否可探索‘揭榜挂帅’等更精准的支持机制？请综合司、高技术司会同研究。” 他没有直接提出解决方案，而是指出了进一步调研的方向和需要协同的部门。这是他逐渐摸索出的工作方法：在中央部委，提出问题、引导研究、协调资源，往往比直接给出一个具体答案更为重要，也更具可操作性。

  他的批示很快被秘书处取走，分送相关部门。他并不知道，这几行字让收到批示的司局感到了些许压力，也促使他们开始更认真地审视这个以往可能被归类为“老生常谈”的问题。

  周末，高育良难得有半日清闲。他没有待在招待所，而是去了国家图书馆。他办理了临时阅览证，在浩如烟海的社科阅览室里，专门寻找关于世界科技产业史、创新经济学以及国内外人工智能发展态势的书籍和报告。他看得很快，重点在于把握脉络和趋势。他想起女儿学的机器学习，便又特意找了几本该领域的通俗概述和伦理探讨著作翻阅。坐在静谧的阅览室，阳光透过高大的窗户洒在长桌上，他恍惚间仿佛回到了年轻时求学备考的时光，只是心境已大不相同。如今的学习，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沉重的责任。

  离开图书馆时，他在门口的宣传栏看到一则通知：水木大学下周二将举办一扬“智能时代的技术创新与治理”高端论坛。主讲人名单里，张江教授的名字赫然在列。高育良驻足看了几秒，记下了时间和地点。

  周一一早，刚进办公室，秘书处的小赵就送来一份会议通知：“高助理，委领导批示，请您代表委里，参加明天在水木大学举办的‘智能时代的技术创新与治理’论坛，主要是聆听学界和产业界声音，会后提交一份简要参会体会即可。”

  高育良接过通知，心下微动。这或许是一个巧合，也或许是某种工作上的默契。他点点头：“好的，我知道了。请帮我准备一下论坛的背景资料和参会者名单。”

  “还有，”小赵补充道，“综合司关于民营企业创新困境的初步调研框架已经出来了，司里问您什么时候方便，他们过来做个简短汇报。”

  “下午三点吧，请他们过来。”高育良说。

  送走小赵，高育良站在窗前，望着楼下庭院里开始泛出新绿的草木。这两周，他感觉自己像一颗被移植到大树上的枝条，正在努力适应新的养分输送通道和光合作用节奏。他接触到的信息维度、思考问题的视角，与在汉东时已截然不同。那种掌控一方、令行禁止的感觉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在庞大精密的国家治理机器中，寻找自身发力点和推动齿轮转动的谨慎与探索。

  他知道，自己还在适应期，远未真正进入角色。前方的路还长，挑战只会更多。但至少，开局平稳，方向未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