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江屿篇-02

  晚晚从那个需要仰头看我的小女孩，长成了到我肩膀的少女。马尾变成了及肩发，额前有细碎的刘海，笑起来左边脸颊的酒窝比小时候明显了些。她还是会在槐树下等我放学，只是现在会抱怨：“江屿哥哥，你又回来这么晚。”

  我高三了，晚自习到九点。但她总是等我，哪怕只是说几句话，哪怕只是看我推着自行车进院子，说一句“你回来了”。

  这种日常成了习惯，习惯到我觉得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那天晚上，槐花开得正盛的时候。

  推车进院子，看见她坐在槐树下的石凳上，月光和路灯的光混在一起，洒在她身上。她站起来，拍拍身上的槐花瓣，眼睛亮亮地说：“今天老师发了模拟考的卷子，我数学考了全班第三。”

  我想说“想要什么奖励”，话还没出口，院门开了。

  苏伯伯和爸爸一起走进来。两个男人的脸色都很凝重，那种凝重让我心里一沉。苏伯伯已经三年没回国了，突然出现，不是惊喜，是某种预兆。

  “晚晚，爸爸回来了。”

  苏伯伯的声音有些沙哑。晚晚愣住了，然后被拥进一个用力的拥抱里。我站在自行车旁，手指无意识地握紧了车把。

  堂屋里，灯光很亮。我看见了苏伯伯鬓角的白发，看见了晚晚眼中从惊喜到不安的转变。然后我听见了那句话：

  “调回上海总部，以后不用再出国了。”

  空气突然凝固了。槐花的香气从窗外涌进来，甜得发腻，甜得让人心慌。

  晚晚的第一反应是看我。我垂着眼，盯着茶杯里浮沉的茶叶，不敢看她。怕一看，就会泄露什么。四年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她会离开。或者说，我刻意不去想。

  “一定要走吗？”她的声音在颤抖。

  我的心也跟着颤了一下。

  苏伯伯说了很多，关于亏欠，关于补偿，关于父女团圆。每一个字都合理，每一个理由都充分。但我不想听。

  我只听见晚晚问：“一定要走吗？”

  我只看见她看向我的眼神，无助的，期待的，希望我能说些什么的眼神。

  但我能说什么？我没有资格挽留。她是苏伯伯的女儿，他们才是父女，真正的家人。

  那晚，我失眠了。耳朵贴着墙，听见隔壁传来辗转反侧。铃铛没有响，她大概不想让我知道。

  我想去敲门，但脚像钉在地上。说什么呢？

  最后我只是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有些东西，不是你努力就能留住的。

  接下来的一个月，像被按了快进键。

  晚晚办理转学手续，收拾行李，和同学老师告别。妈妈偷偷抹眼泪，爸爸一直嘱咐这嘱咐那。所有人都表现出不舍，除了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每次她想跟我说话，我就躲进房间，说“要复习”。其实根本看不进去书，只是对着习题集发呆。

  我生自己的气。气自己这么没用，气自己连句“别走”都不敢说，气自己只能用这种幼稚的方式逃避。

  有时候半夜，我会听见铃铛轻轻响一下，很轻，像试探。我会叩墙回应，三声。然后安静。

  我们之间只剩下这种无声的交流。像两个守着什么秘密的人，不敢说破。

  临走前一天，她来敲我的门。我打开，看见她眼睛红红的，但努力笑着。

  “江屿哥哥，这个给你。”她递过来一个纸盒。

  我打开，里面是那盆绿萝。四年前她刚来时，妈妈放在她窗台上的那盆。现在藤蔓已经垂得很长，翠绿翠绿的，生机勃勃。

  “帮我照顾好它。”她说。

  “嗯。”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干。

  “我会给你写信的。”

  “嗯。”

  “你...要好好高考。”

  “嗯。”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小声说：“我走了。”

  转身时，我看见她肩膀在抖。我想拉住她，想说点什么，但手抬到一半，又放下了。

  那天晚上，我把绿萝放在窗台上。月光照在叶子上，泛着淡淡的光。我想起四年前她刚来的那个夜晚，也是这样月光很好的夜晚。

  时间真残忍。给我们四年，又突然收回。

  去机扬那天，天空阴沉沉的。要下雨了，北京夏天的雷阵雨总是说来就来。

  她只背着一个书包，轻装简行。其实行李早就寄走了，这个家里关于她的痕迹，正在一点点消失。

  车上很安静。苏伯伯试图找话题，问我高考准备得怎么样。我说“还好”，两个字，不想多说。

  其实不好。一点也不好。但说了又能怎样？

  机扬大厅里人来人往，广播声嘈杂。妈妈拉着她的手嘱咐这嘱咐那，眼睛又红了。爸爸和苏伯伯在一边说话，两个老友，又要分别。

  我一直沉默。直到广播通知登机，才站起来，走到她面前。

  拿出那个深蓝色的丝绒盒子，递给她。

  “这个，给你。”

  她打开，看见那支钢笔。银色的笔身，笔帽上刻着细细的花纹。限量款，我攒了半年零花钱。去年在书店，她盯着这支笔看了很久，最后什么也没说。但我记住了。

  “谢谢...”她握紧钢笔，手指关节发白。

  “好好读书。”我看着她的眼睛，努力让声音保持平稳，“以后一定要来北京找我。”

  这句话我说得很认真，每个字都像是承诺。不是客套，不是祝福，是要求。你必须来，必须回到我身边。

  她哭了，眼泪掉下来。我抬手替她擦掉，像四年前那样。只是这次，我的手指在她脸颊上多停留了一秒。皮肤很软，眼泪是温热的。

  “别哭。”我说。

  其实我也想哭，但不能。我是哥哥，要坚强。

  最后的拥抱很轻，很短。我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洗发水香味，和我用的是同一个牌子。这四年，我们连生活细节都同步了。

  松开时，我们眼睛都红，但都没让眼泪再掉下来。

  她跟着苏伯伯走向安检口，一步三回头。我站在原地挥手，努力挤出笑容。要让她记住我笑的样子，不要记住我难过的样子。

  过了安检，看不见了。我还在原地站着，直到爸爸拍拍我的肩：“走吧，小屿。”

  上车时，雨终于下起来了。很大，敲打着车窗。我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模糊的世界，突然觉得心里空了一大块。

  四年填满的空间，一瞬间被掏空了。

  晚晚走后，生活好像没什么变化，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我依旧每天上学、晚自习、复习。只是早上出门时，槐树下没有人等我了。晚上回来时，院子里没有那盏为我留的灯了。

  绿萝在窗台上长得很好。我每天浇水，定期施肥，像照顾一个承诺。有时候看书累了，抬头看见它，就会想起她说“帮我照顾好它”时的表情。

  高考前一个月，我收到了她的第一封信。很薄的信封，贴着上海的邮票。

  拆开，只有短短几行字：

  江屿哥哥：

  我到上海了。新家很小，没有院子，听不到蝉鸣。爸爸说这里离学校很近，走路只要十分钟。

  钢笔很漂亮，我会用它好好写字。

  你高考要加油。

  晚晚

  字迹有些潦草，不像她平时工整的写法。我想象她坐在陌生的书桌前，对着信纸不知道写什么的样子。

  那天晚上，我写了很长的回信。讲学校的事，讲槐树又开花了，讲妈妈做了槐花饼，讲绿萝长出了新叶子。写到最后，我说：

  “上海没有槐树，但你可以种一盆绿萝。像我照顾你的这盆一样，好好照顾它，它就会长得很好。”

  寄出去后，我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等她的回信，等高考，等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高考那几天，我异常平静。做题，交卷，回家。没有紧张，没有焦虑，好像只是在完成一个任务。

  成绩出来了，全区前十。爸爸很高兴，妈妈做了一桌菜庆祝。我吃着饭，心里却在盘算：买哪天的火车票？住哪里？怎么跟苏伯伯说？

  然后电话响了。苏伯伯打来的，语气很沉重。

  “小屿，晚晚...出了点状况。”

  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

  状况比我想象的严重。

  苏伯伯再婚了，晚晚无法接受，开始叛逆。染头发，逃课，成绩一落千丈。苏伯伯在电话里叹气：“我说什么她都不听，小屿，你能不能...”

  “我写信给她。”我说。

  “写信可能不够，她连我的电话都不接...”

  “那我也写信。”我坚持，“每个月都写。”

  挂了电话，我坐在书桌前，摊开信纸。有很多话想说：不要这样伤害自己，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要...忘记我。

  但最后我只写了很简单的几句话：

  晚晚：

  北京入夏了，很热。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收到了，八年制本硕博连读。

  你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上海热，记得开空调，但不要对着吹。

  附上一些数学笔记，你可能用得着。

  屿

  随信寄去了我整理的数学笔记，从高一到高三的重点题型。我知道她数学不好，以前都是我给她讲题。

  信寄出去后，我开始等回信。等了一个月，没有回音。

  我又写了第二封。这次没寄笔记，只写了几句话：

  晚晚：

  医学院开始上课了，课程很紧。解剖课有点吓人，但想到以后能救人，就不怕了。

  上海应该凉快些了吧？早晚记得加件衣服。

  屿

  还是没有回信。

  第三个月，我寄去了北京的特产，茯苓饼和果脯。信写得更短：

  晚晚：

  茯苓饼是甜的，你应该喜欢。果脯有点酸，开胃。

  学习不要太累，注意身体。

  屿

  依然没有回音。

  但我没有停。每个月，雷打不动，一封信。有时候长，有时候短，有时候寄点东西。我不问她为什么叛逆，不提苏伯伯再婚的事，不说教，不指责。只是告诉她：我在这里，一直在。

  第四个月，我终于收到了回信。很薄的一封信，只有一行字：

  我很好，勿念。

  字迹潦草，用的是我送的那支钢笔——我认得那个笔迹，笔尖有点斜，写出来的字有特殊的弧度。

  至少她还在用我送的钢笔。至少她还愿意回信，哪怕只有三个字。

  那天晚上，我写了很长的信。讲医学院的生活，讲北京的变化，讲槐树今年花开得特别多。写到最后，我说：

  “晚晚，不管发生什么，记得槐树下的承诺。我一直在。”

  这句话我写得很慢，一笔一画，像在刻字。

  书信往来成了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她的回信总是很短，很疏离：“成绩一般”“上海很热”“勿念”。但我能从字里行间读出一些东西——字迹从潦草慢慢变得工整，信封从随便的牛皮纸变成带花纹的信封，有时候信纸上会有淡淡的香水味。

  她在慢慢变好。我知道。

  大二那年春天，苏伯伯又打来电话，这次语气轻松了很多：“晚晚开始努力了，成绩在回升。小屿，谢谢你。”

  “不用谢。”我说，“她本来就很聪明。”

  “但她只听你的。”苏伯伯叹了口气，“我这个当爸爸的，还不如你了解她。”

  挂了电话，我给晚晚写信。这次我寄了一套数学模拟题，是我们学校附中老师出的，题型很典型。

  “做完寄给我，我帮你改。”我写道。

  我想给她一个联系的理由，一个需要我的理由。

  她真的寄回来了。卷子做得认真，虽然还有很多错题，但每一道题都写了步骤。我在灯下一题题批改，写详细的解析，像以前给她讲题时那样。

  回信时，我多写了一句话：“进步很大，继续努力。”

  这是三年来，我第一次直接评价她的学习。以前不敢说，怕给她压力，怕她叛逆。但现在，我觉得她需要听到肯定。

  她的回信依然很短，但多了一句话：“槐花饼很好吃，陈阿姨也会做，但味道不一样。”

  我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槐花饼，陈阿姨。她终于愿意提起那个“新妈妈”了，虽然还是叫“陈阿姨”，但至少不再排斥。

  那天晚上，我去买了面粉、槐花蜜——新鲜的槐花已经过季了，只能用蜜。照着妈妈的方子，做了槐花饼。不太成功，有点焦，但味道还行。

  我给晚晚写信：“我也试着做了槐花饼，失败了。妈妈笑我手笨。等你来北京，让妈妈做正宗的给你吃。”

  写完这句话，我突然意识到：我在邀请她来北京。不是客套，是真的期待。

  高三下学期，晚晚的成绩稳步回升。苏伯伯每次打电话都会报喜：“这次月考年级前八十了”“数学能及格了”“班主任表扬她了”。

  我听着，心里那块石头慢慢放下。但同时，另一种焦虑升起来：她要高考了，要考大学了。会来北京吗？会...来找我吗？

  我没有直接问，只是在信里写：“北京医科大学离政法大学很近，只隔一条街。”

  很隐晦的暗示。如果她懂，如果她愿意。

  高考前一周，我寄了一张明信片。医大校门的照片，背面写：

  “晚晚，高考加油。别紧张，正常发挥就好。考完来北京，带你吃涮羊肉。”

  这次我说得直接了些。“来北京”，不再是“如果”，而是“考完来”。涮羊肉是我们以前的约定——她说没吃过正宗的北京涮羊肉，我说等她来北京就带她去。

  明信片寄出去后，我开始数日子。高考三天，等成绩二十天，填志愿一周...我计算着每一个时间节点，想象着她收到明信片的表情，想象着她考试时的样子，想象着她查分时的紧张。

  等待的日子格外漫长。医大的课程很紧，实验、论文、见习，但我总会在忙碌的间隙想起她。在解剖室想起她怕黑的样子，在图书馆想起她咬着笔头做题的样子，在食堂想起她吃草莓蛋糕时满足的样子。

  四年分离，没有让记忆模糊，反而让某些画面越来越清晰。

  七月初，成绩出来了。苏伯伯打电话来，声音激动得发抖：“577！晚晚考了577！能上政法大学了！”

  我握着电话，手心里全是汗。

  “她...说什么了吗？”我问。

  “说想去北京。”苏伯伯顿了顿，“小屿，谢谢你。这些年要不是你...”

  “不用谢。”我打断他，“她什么时候来？”

  “她说七月中旬，自己去，不要我送。”苏伯伯笑了，“孩子长大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宿舍里，很久没动。窗外是北京夏日的阳光，很烈，但我觉得温暖。

  她真的要来了。四年了，她要回到我身边了。

  去机扬接她的那天，我起得很早。白T恤，牛仔裤，最简单的打扮。但站在镜子前看了很久，总觉得哪里不对。

  室友笑我：“见女朋友啊？这么紧张。”

  我愣了一下，没否认。不是女朋友，但...比女朋友更重要。

  机扬人很多。我站在接机口，眼睛盯着每一个出来的人。心跳得很快，手心里有汗。四年了，她变成什么样子了？长高了多少？还留着红头发吗？见到我会说什么？

  然后我看见了她。

  拖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穿着浅蓝色的连衣裙——和四年前来北京时一样的颜色。头发是黑色的，扎成马尾，露出光洁的额头。她长高了，到我下巴了，身材有了少女的曲线。但那双眼睛没变，还是那么大，那么亮。

  她也看见了我，停住了脚步。隔着人群，我们就这样对视了几秒。

  我朝她走去，脚步尽量平稳，但心跳得厉害。走到面前时，我闻到了熟悉的香味——和我用的是同一个牌子的洗发水。

  “长大了。”我说。声音比我想象的平静。

  “你也是。”她小声说，耳朵有点红。

  接过行李箱，带她去停车扬。车是跟爸爸借的，我去年拿了驾照。路上，我偷偷从后视镜看她。她看着窗外的北京，眼神很专注，像在回忆什么。

  “槐花已经谢了。”我说，“但妈妈做了槐花饼，冻在冰箱里，说要等你来吃。”

  她转头看我，笑了。左边脸颊的酒窝浅浅的：“真的？”

  “嗯。”

  车子驶进胡同，停在熟悉的大门前。她下车，抬头看着门楣，眼睛突然就湿了。

  妈妈跑出来抱住她，爸爸跟在后面笑。院子里，槐树沙沙作响，像是在欢迎。

  她走到树下，伸手抚摸树干。我站在她身后，看着她的背影。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在她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它一直等你回来。”我说。

  她转身，看着我。眼睛里有很多情绪：思念，感慨，还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

  “我回来了。”她说。

  不是对爸爸妈妈说，也不是对槐树说，是对我说。我能感觉到。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这四年书信往来的意义——那不是疏离，是陪伴。是在不能见面的日子里，用文字告诉对方：我在这里，我一直记得你。

  晚饭很丰盛，妈妈做了一桌子菜。晚晚吃得很香，说在上海吃不到这么地道的炸酱面。爸爸讲着这些年胡同里的变化，谁家孩子结婚了，谁家老人走了。

  我安静地吃饭，偶尔给她夹菜。她小声说“谢谢”，像以前一样。

  饭后，我送她回房间。西厢房还保持着原样，粉色的碎花床单，白色的书桌，窗台上的绿萝——我照顾的那盆，已经长得很茂盛了。

  “它长得真好。”她摸着绿萝的叶子。

  “我每天浇水。”我说。

  她转头看我，眼睛在灯光下很亮：“江屿哥，谢谢你。”

  “谢什么？”

  “所有。”她说，“谢谢你的信，谢谢你的卷子，谢谢你的槐花饼，谢谢...你一直在。”

  我看着她的眼睛，里面倒映着我的影子。四年了，我们终于又站在同一个房间里，呼吸着同样的空气。

  “我说过的，”我说，“以后我护着你。”

  她笑了，酒窝深深：“我记得。”

  离开房间前，我看见窗边的银铃铛还在。红绳有些褪色了，但铃铛依然光亮。

  “铃铛还在。”我说。

  “嗯，我从上海带回来了。”她拿起铃铛，轻轻摇了摇。

  清脆的铃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我回到房间，坐在书桌前。过了一会儿，隔壁传来三声叩墙声。

  咚，咚，咚。

  像以前一样。像这四年的分离不曾发生过一样。

  我笑了，抬手，也叩了三下。

  咚，咚，咚。

  然后我听见隔壁传来很轻的笑声，像夏夜的微风，拂过心尖。

  窗外的槐树沙沙作响，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在地上投下银白的光斑。

  四年了，她终于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