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3章 文化坚守

  康熙五年的台湾，春天来得格外早。正月刚过，安平城外的木棉花就开了，火红的花朵映着碧蓝的海天，像是这片土地上不肯熄灭的热情。陈永华站在新落成的“明伦堂”前，看着工匠们将最后一块匾额挂上门楣。匾上是郑经亲笔题写的三个大字：明伦堂。字是颜体，浑厚刚劲，墨色在初春的阳光下泛着沉静的光泽。

  “陈大人，藏书阁的书架都打好了。”一个年轻的文吏过来禀报，“按您的吩咐，分经、史、子、集四部，每部又按朝代细分。只是……书还不够多。”

  陈永华点点头，走进明伦堂。这座建筑完全按照福州府学的样式建造，三进院落，前堂后舍，中有明伦堂，后有尊经阁。虽然规模不及大陆的府学宏大，但一砖一瓦，一梁一柱，都严格按照《大明会典》中的规制。就连院子里种的树，也是松、柏、桂、榕这些在大陆学堂常见的树种。

  “书会多起来的。”陈永华对文吏说，“我已经派人去日本长崎采购，那边有福建商人开的书肆，能买到大陆的刻本。另外，让各县学把多余的藏书抄录副本送来。”他走到尊经阁前，推开厚重的木门。阁内还空荡荡的，只有一排排新做的书架，散发着樟木的清香。

  这香味让陈永华想起很多年前，他在泉州府学读书时的情景。那时他还是个少年，每天清晨在尊经阁前背诵《论语》。阁里藏书万卷，翰墨飘香。先生常说：“读书人，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如今，天地换了主人，生民改了衣冠，往圣绝学在大陆正被一点点改造，万世太平更是遥不可及。但他至少还能在这里，在台湾这座孤岛上，建一座明伦堂，立一块“明伦堂”的匾额，守住最后一点读书人的体面。

  “复甫先生。”郑经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陈永华转身行礼：“王爷。”

  郑经今天穿了一身青色的儒服，头戴方巾，看起来不像个王爷，倒像个书生。他走进尊经阁，环视四周，点点头：“很好，和我想象的一样。”他走到窗前，推开窗子，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吹进来，“只是不知道，能在这里读多久的书。”

  陈永华知道郑经在担心什么。去年施琅攻破金门、厦门后，清廷对台湾的封锁更加严密。虽然郑氏水师还能突破封锁，与日本、南洋贸易，但大陆的书籍、纸张、笔墨，已经越来越难运进来了。没有这些，学堂就难以为继。

  “王爷，”陈永华缓缓道，“臣昨夜读《孟子》，读到一句话：‘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我们在台湾办学兴教，不是为了眼前，是为了后世。即使有一天……即使有一天台湾不保，但只要这些学子还活着，只要他们还记得在这里读过的书，华夏文脉就不会断。”

  郑经沉默良久，忽然问：“复甫先生，你说，百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大明吗？”

  陈永华没有直接回答。他走到书架前，抚摸着光滑的木料：“王爷，臣小时候，祖父给臣讲过一个故事。说是南宋末年，崖山之战后，陆秀夫背着少帝投海殉国。当时有个书生，从尸体堆里爬出来，逃到海南岛。他在岛上开了一家私塾，教黎族、苗族的孩子读汉文，写汉字。他死后，他的学生又继续教。一百年后，海南岛上已经有很多人会背《诗经》《楚辞》了。”

  他转过身，看着郑经：“那个书生姓什么，叫什么，没人记得了。但他做的事情，一百年后还在延续。王朝会亡，帝王将相会死，但文化，只要还有人传，就不会断。”

  郑经的眼神亮了起来：“复甫先生的意思是……”

  “我们在台湾做的，和那个书生在海南做的，是一样的。”陈永华的声音很平静，“我们不求复国——那太难了。我们只求存续，存续华夏的文明，存续汉家的文化。只要台湾岛上还有人在读《四书五经》，在写汉字，在过汉人的节日，在守汉人的礼仪，那么，大明就没有真正灭亡。”

  海风更大了，吹得窗棂咯咯作响。郑经走到窗前，望着外面波涛汹涌的大海。远处有渔船在风浪中起伏，像这片土地上所有人的命运，飘摇不定，却又坚韧不拔。

  “好。”郑经终于说，“从下个月开始，各县都要建县学。教材就用我们新编的《台湾蒙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加上台湾的地理、物产、历史。教师要严格选拔，不仅要学问好，更要品行端。”

  “王爷圣明。”陈永华深深一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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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凤山县的林家村，林水生的日子渐渐有了起色。

  去年他娶了媳妇，是同村阿土的表妹，叫秀娘。秀娘勤劳能干，过门后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今年开春，秀娘有了身孕，林水生每天从田里回来，都要摸着媳妇的肚子说：“将来不管是儿子还是闺女，都要读书识字。”

  “读书识字有啥用？”秀娘一边缝补衣服一边说，“咱们庄稼人，会种田就行了。”

  “那可不一样。”林水生认真地说，“我爹临死前交代，林家世代读书，不能断了文脉。在大陆没办法，在这里，一定要让孩子读书。”

  秀娘抬起头，看着丈夫。她虽然不识字，但知道丈夫心里有个结，那个结和头发有关，和衣服有关，和那些她听不懂的“文脉”“气节”有关。她不懂，但她愿意支持。

  “那等孩子生了，就送去村里的私塾。”秀娘说，“我听说，黄老先生教得好。”

  黄老先生叫黄敬尧，是前朝的秀才，永历年间逃到台湾。如今年过七十，在村里开了间私塾，收十几个学生，教他们读《三字经》《千字文》。束脩不拘多少，几升米、几条鱼、几尺布都行，实在没有的，帮老先生挑水劈柴也可以。

  这天傍晚，林水生提着一条刚钓的鱼，来到黄老先生的私塾。私塾设在黄家的堂屋，十几个孩子正摇头晃脑地背书：“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黄老先生坐在上首，眯着眼睛听着。他头发全白，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木簪固定。身上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直裰，虽然破旧，但干干净净。听见脚步声，他睁开眼，看见林水生，点点头：“水生来了。”

  “先生，今天钓了条鱼，给您送来。”林水生把鱼挂在门边。

  黄老先生示意他坐下：“你媳妇快生了吧？”

  “还有两个月。”林水生有些不好意思地搓着手，“先生，等孩子生了，想送来跟您读书。”

  “好啊。”黄老先生笑了，脸上的皱纹像菊花一样绽开，“多一个学生，多一份传承。”

  孩子们背完书，黄老先生开始讲解。他先讲“人之初，性本善”，用的是朱熹的注解；又讲“苟不教，性乃迁”，举了村里几个孩子的例子。讲得深入浅出，孩子们都听得入神。

  林水生坐在角落，也听得入神。他想起小时候，父亲也是这样教他认字的。父亲常说：“识字不是为了做官，是为了明理。明白做人的道理，明白天地的道理。”

  如今父亲不在了，但道理还在，教道理的人还在。

  课后，孩子们散去。黄老先生留下林水生喝茶。茶是山上采的野茶，味道有些涩，但回甘。

  “水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村里办学吗？”黄老先生忽然问。

  林水生想了想：“为了教孩子们识字？”

  “不只是识字。”黄老先生放下茶杯，望着门外暮色中的稻田，“我是为了记住。记住咱们是汉人，记住咱们的祖宗，记住咱们的文化。”他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我今年七十三了，不知道还能教几年。但只要我还能说话，还能拿得动书，我就要教。等我教不动了，我的学生接着教。一代一代，总有人记得。”

  林水生鼻子一酸。他想起了泉州的父亲，想起了那些被清兵抓走杀害的乡亲，想起了渡海来台时死在船上的同乡。那些人，那些事，如果没有人记得，就真的像海上的泡沫，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先生，”林水生忽然跪下了，“我也想跟您读书。我以前只认得几个字，我想学更多。”

  黄老先生扶起他，眼中有了泪光：“好，好。只要你肯学，我就肯教。白天你要种田，那就晚上来。我每天晚上都在这等你。”

  从那天起，林水生每天晚上都来私塾。秀娘起初不理解，后来看见丈夫每天回来，眼睛都亮晶晶的，嘴里念叨着“子曰诗云”，也就不说什么了。她甚至开始学认字——是林水生教的，先从“天地人”开始，然后是“日月星”。

  有一天晚上，秀娘忽然说：“水生，我好像有点明白你说的‘文脉’了。”

  林水生正在油灯下抄写《论语》，抬起头：“怎么明白了？”

  “你看，”秀娘指着自己刚学会写的“人”字，“这一撇一捺，就像一个人站着。要站得直，立得正。这不就是你常说的，做人的道理吗？”

  林水生的眼睛湿润了。他握住秀娘的手：“对，就是这个道理。这道理写在字里，写在书里，写在咱们的血脉里。只要还有人认得这些字，读得这些书，这道理就不会丢。”

  窗外传来蛙鸣声，一声接一声，像在为这个夜晚伴奏。油灯的火苗跳动着，将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摇曳不定，却又紧紧依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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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安平城，一场关于教育的争论正在王府进行。

  以陈永华为首的文官主张全面推行儒学教育，各县设县学，各乡设社学，教材以《四书五经》为主。而以刘国轩为首的武将则认为，当此乱世，应当重武轻文，多办武学，培养将士。

  “王爷，如今清廷虎视眈眈，施琅水师日夜操练。”刘国轩的声音洪亮，“咱们应该多造战船，多练精兵，而不是把有限的银子拿去建学堂、印书本。”

  陈永华反驳道：“刘将军，武备固然重要，但文教才是根本。没有文教，将士们不知道为什么而战；没有文教，百姓们不知道为何要守。当年先王收复台湾，靠的不只是刀枪，更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大义。这大义从何而来？从书中来，从教化中来。”

  郑经坐在主位，听着双方的争论。他今年二十五岁，执政三年，已经学会了在文武之间寻找平衡。等双方都说完了，他才缓缓开口：“刘将军说得对，武备不能松懈。陈先生说得也对，文教必须重视。”他站起身，走到悬挂的台湾地图前，“这样吧，各县县学照建，但每县同时要建一座演武场。学子们上午学文，下午习武。教材嘛……”

  他顿了顿：“除了《四书五经》，加上《孙子兵法》《纪效新书》。咱们要培养的，是文武双全的人才。既能提笔写文章，也能上马杀敌。”

  这个方案得到了双方的认可。陈永华连夜制定了《台湾教化条例》，规定所有六岁以上、十五岁以下的孩童，无论男女，必须入学读书。贫苦人家的孩子，由官府补贴束脩。各县每三年举行一次“童子试”，优秀者可入安平城的“明伦堂”深造。

  条例颁布后，台湾岛上掀起了兴学热潮。各县都在建学堂，各村都在请先生。从大陆逃来的读书人成了抢手货，有的甚至一人兼教几个村子，白天骑马往返，晚上挑灯备课。

  在这样的大潮中，黄老先生的私塾显得格外特别。他坚持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从《三字经》到《千字文》，从《论语》到《孟子》，一步一个脚印。他说：“学问如筑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林水生跟着黄老先生学了半年，已经能通读《论语》了。他最喜欢的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句。每次读到，都会想起在海上漂流的那些日夜，想起那些死在途中的乡亲，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嘱托。

  一天下课后，黄老先生叫住他：“水生，我老了，想找个人接我的班。你愿意吗？”

  林水生愣住了：“先生，我……我才读了半年书，怎么够资格教书？”

  “教书不在学问多高，在心。”黄老先生说，“你有心，这就够了。学问可以慢慢积累，但这份心，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他拍拍林水生的肩，“从明天起，你帮我教年纪小的孩子。我在旁边看着，有什么不对的，我指点你。”

  从那天起，林水生成了私塾的助教。他教孩子们认字，从最简单的“人”字开始。他告诉孩子们：“这一撇一捺，要写得端正。做人也是一样，要站得直，行得正。”

  孩子们不懂这么深奥的道理，但他们都喜欢林先生。因为他有耐心，从不打骂；因为他会讲故事，把书上的道理讲得生动有趣；因为他会在课后带他们去田里，教他们认识稻子、麦子、各种蔬菜，告诉他们：“读书是为了明理，种田是为了活命。两者都要紧。”

  秀娘的肚子越来越大，林水生每天教完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摸摸媳妇的肚子，对着里面的孩子说话：“宝宝，今天爹爹教了‘仁’字。仁者爱人，你要记住。”

  秀娘笑他：“孩子还没出生呢，能听懂吗？”

  “能的。”林水生认真地说，“我爹说，胎教很重要。孩子在肚子里，就能感受到外面的世界。”

  这年秋天，秀娘生了个儿子。林水生给儿子取名“守文”，字“存章”。他对秀娘说：“守文，是守住文脉；存章，是保存章典。咱们这一代丢了江山，但至少要让下一代守住文化。”

  满月那天，黄老先生来了，带来一套自己手抄的《三字经》作为礼物。他把孩子抱在怀里，看了又看，忽然老泪纵横：“好啊，好啊。又有一个汉家的孩子，在这片土地上出生了。”

  窗外，木棉花又开了。今年的花似乎比往年更红，更艳，像这片土地上不肯熄灭的火焰，像这个飘摇政权下依然倔强生长的文明。

  在安平城的明伦堂，第一批学子已经入学。清晨，琅琅的读书声从堂中传出，飘过安平港，飘向大海，飘向对岸那片已经换了主人、改了衣冠的土地。

  那声音很轻，在海风中时断时续。

  但它在。

  只要它在，文明就没有断。

  只要它在，希望就没有灭。

  这就是坚守，文化的坚守，文明的坚守，一群人在海外孤岛上，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最珍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