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2章 海外孤帆

  康熙三年的台湾海峡，七月的风裹挟着咸湿的热气，吹得热兰遮城残破的荷兰旗无力地垂在旗杆上。这座被郑成功改名为安平古堡的城堡，如今是明郑政权在台湾的中心。郑经站在城堡最高的瞭望台上，望着北方那片看不见的大陆。他今年二十三岁，承袭父亲郑成功“延平郡王”的爵位已经两年，可肩膀上的担子，却比父亲在世时沉重百倍。

  “王爷，陈永华大人求见。”侍卫在身后禀报。

  郑经转过身，走下瞭望台。陈永华已经在议事厅等候，这位被父亲誉为“台湾卧龙”的谋士，此刻眉头紧锁，手里拿着一份文书。

  “复甫先生，何事如此焦急？”郑经在主位坐下。

  陈永华将文书呈上：“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上月攻破金门、厦门。咱们在大陆最后的据点，丢了。”

  郑经接过文书的手顿了顿。他展开文书，上面是留守厦门的部将写的最后一份战报，字迹潦草，多处被血迹洇染：“……七月朔，施琅率水师三百艘攻厦。我军血战三日，弹尽粮绝。臣等愧对先王，唯有一死以报……”

  文书最后没有署名，只有几个歪斜的字：“大明永历十九年七月三日绝笔。”

  郑经闭上眼睛。永历十九年——大陆已经用康熙三年了，只有他们还在用那个早已殉国的桂王的年号。这年号像一面残破的旗帜，在海外孤岛上孤独地飘扬。

  “王爷，如今大陆沿海所有据点尽失，咱们……咱们真的只剩台湾了。”陈永华的声音很轻，却字字如锤，敲在郑经心上。

  只剩台湾。这座父亲从荷兰人手中夺来的岛屿，这座三万六千平方里的土地，如今承载着最后的大明衣冠，最后的汉家文明。可它能承载多久？施琅的水师就在对岸虎视眈眈，清朝已经平定三藩之乱，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

  “复甫先生，”郑经睁开眼，“你说，父亲当年为什么要打台湾？”

  陈永华沉吟片刻：“先王曾说，台湾虽孤悬海外，然土地肥沃，可养兵十万。更重要的，这里没有剃发易服之辱，没有满清铁蹄践踏。在此可存华夏衣冠，可续大明正统。”

  “存华夏衣冠……”郑经苦笑，“可如今岛上汉人不过二十万，原住民十万，荷兰人留下的红毛番几百。靠这些人，能存得住吗？”

  议事厅里沉默下来。窗外传来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一阵一阵，永不停歇。那声音像叹息，像这个飘摇政权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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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台湾南部的凤山县，一个新来的移民正在田间劳作。他叫林水生，福建泉州人，去年冬天跟着最后一批移民船来到台湾。同船的三百多人，有一半死在了海上——风浪、疾病、缺粮淡水。他能活下来，是因为临行前老母亲塞给他的一包观音土。饿了就舔一点，虽然胀肚子，但至少没饿死。

  “水生哥，歇会儿吧。”同村的阿土提着水壶过来。

  林水生直起腰，抹了把汗。七月的台湾热得像蒸笼，他在泉州时从没经历过这样的天气。可再热，也比在大陆提心吊胆强。他摸了摸自己的头发——还留着，束着发髻。这是他来台湾最重要的原因。

  “阿土，你说施琅会不会打过来？”林水生接过水壶，喝了一口。水是溪水，有点甜，比泉州老家的井水好喝。

  阿土蹲在田埂上，拔了根草咬在嘴里：“谁知道呢。不过就算打过来，咱们也不怕。延平王爷有十万大军，还有水师，守住台湾没问题。”

  林水生没说话。他想起去年在泉州时，亲眼看见清军抓不肯剃发的人。那些人被绑在街口，一刀一刀地割，直到断气。他们的家人跪在旁边哭，可哭声被围观百姓的沉默淹没了。那种沉默比哭声更可怕，那是绝望，是麻木，是一个文明被阉割时的死寂。

  “阿土，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台湾吗？”林水生忽然问。

  “为啥？不就是活不下去嘛。”

  “不只是活不下去。”林水生望向北方，“是我爹临死前说的。他说，林家世代读书，不能断了文脉。在大陆，读书要读满人的书，写字要写满人的字。在这里，至少还能读《四书五经》，还能写汉字，还能穿汉人的衣服。”

  阿土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他是个粗人，不懂什么文脉不文脉，只知道在这里能吃饱饭，能留头发，就够了。

  远处传来钟声，是县学的下课钟。林水生直起身，看见一群学童从学堂里出来，穿着汉服，梳着发髻，手里捧着线装书。他们的读书声随风飘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林水生的眼睛湿润了。在大陆，孩子们读的是“清太祖，膺景命”；在这里，他们还能读“大学之道”。这就是区别，这就是父亲用命换来的区别。

  “水生哥，你怎么哭了？”阿土奇怪地问。

  林水生擦擦眼睛：“没事，沙子进眼了。”他重新弯下腰，继续插秧。秧苗青翠，在阳光下闪着光。这是他来台湾后分的田，五亩水田，只要好好干，明年就能娶媳妇，就能把老母亲接过来。

  他要活下去，要在这片最后的汉土上，把根扎深，扎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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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在马尼拉的西班牙总督府里，一场关于台湾的讨论正在进行。

  总督萨尔塞多坐在铺着丝绸桌布的长桌前，手指敲击着桌面：“郑经拒绝了我们通商的请求。他说，台湾只与大明遗民和日本贸易，不与西夷往来。”

  坐在对面的多明我会神父洛佩兹摇摇头：“这个年轻人比他父亲更固执。老郑成功至少还允许我们在台湾传教，现在连传教都不行了。”

  “不仅仅是这样。”坐在一旁的商船船长费尔南德斯插话，“我上个月去热兰遮城——哦，现在叫安平港，想用火药换他们的白糖。结果郑经的手下说，火药可以卖，但必须是汉人商人来交易。他们不直接和欧洲人做生意。”

  萨尔塞多笑了，那笑容里满是不屑：“这些明朝的遗老遗少，还以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呢。他们守着那个小岛，用着几十年前的火炮，穿着几百年前的衣服，拒绝一切新事物。这样的政权，能撑多久？”

  洛佩兹神父却有不同的看法：“总督阁下，您不要小看他们。我在台湾待过三年，那些汉人虽然守旧，但非常坚韧。他们开垦荒地，修建水利，兴办学校。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一种……一种精神。”

  “精神？什么精神？”

  “殉道者的精神。”洛佩兹缓缓道，“他们认为自己在守卫最后的华夏文明。为了这个，他们可以付出一切。我在台湾时，见过一个老人，七十多岁了，每天还教孩子读《诗经》。他说，只要还有一个孩子会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华夏就没有亡。”

  费尔南德斯船长不以为然：“神父，您太浪漫了。精神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挡炮弹。清朝有百万大军，有红衣大炮，有整个中国的资源。台湾有什么？二十万人，几座破城，还有一堆发霉的古书。”

  萨尔塞多点点头：“费尔南德斯说得对。郑经的政权，就像一艘漏水的破船，在海上飘着，迟早要沉。我们要考虑的，不是怎么和他们做生意，而是等他们沉了之后，怎么在台湾分一杯羹。”

  洛佩兹神父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沉默了。他看着窗外的马尼拉湾，帆船进进出出，西班牙的旗帜在阳光下飘扬。这个世界已经变了，欧洲的船舰正在征服全球，而东方的那个古老文明，却还在为一个已经灭亡的王朝坚守最后的孤岛。

  这坚守，悲壮，但也注定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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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安平古堡，郑经正在检阅水师。

  三十艘战船停泊在港口，最大的“镇海号”是父亲郑成功当年从荷兰人手中缴获的，已经服役二十多年，船板开始腐朽，需要不断修补。其余的都是福船、广船式样，在近海还算灵活，可要对抗施琅新建的庞大水师，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水师统领刘国轩陪在郑经身边，这位老将跟随郑成功征战多年，脸上刀疤纵横，像台湾岛上的沟壑。

  “王爷，施琅的水师有三百艘，其中五十艘是仿荷兰人的夹板船，装备红衣大炮。”刘国轩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咱们的船，数量不及，火力不及，唯有将士用命，或许还有一战之力。”

  郑经望着那些战船，船上的士兵正在操练。他们穿着明朝的号衣，有些已经破旧，打着补丁，但穿得整整齐齐。他们的头发都束着，在海风中飘扬。这些人里，有从大陆带来的老兵，有在台湾出生的新兵，有汉人，也有平埔族原住民。他们共同的标志，是头上那束发。

  “刘将军，你说，咱们守得住吗？”郑经问。

  刘国轩沉默良久，才缓缓道：“王爷，末将十五岁跟随先王，今年五十三了。这三十八年，从福建到浙江，从南京到台湾，打过荷兰人，打过清兵，见过太多生死。守不守得住，末将不知道。末将只知道，只要还有一个兵肯战，只要还有一艘船能开，咱们就不能降。”

  他转身面向郑经，单膝跪地：“先王将台湾托付给王爷，也将这最后的大明衣冠托付给王爷。王爷在，台湾在；台湾在，大明衣冠就在。”

  郑经扶起这位老将，心中涌起一股热流。他想起父亲临终前的情景。那是永历十六年五月，父亲在病榻上握着他的手说：“经儿，台湾孤悬海外，如风中残烛。然烛火虽微，终是光明。你要守住这烛火，守住这最后的汉土。”

  两年了，他尽力了。开垦荒地，兴修水利，设立府县，开办学校。他让陈永华制定《台湾治理条例》，让将士们屯田自养，让移民们安居乐业。台湾从荷兰人手中的蛮荒之地，变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汉人社会。

  可这够吗？面对对岸那个已经统一大陆的新朝，面对施琅的数百艘战船，面对历史的大势，这点努力，够吗？

  “刘将军，”郑经望着北方，“你说，大陆的百姓，还记得大明吗？”

  刘国轩苦笑：“记得如何，不记得又如何？百姓要吃饭，要活命。谁让他们吃饱饭，他们就认谁。清朝现在是康熙皇帝在位，轻徭薄赋，整顿吏治，天下渐渐安定。那些当年誓死不剃发的人，如今他们的孙子辈，已经留着辫子，读着满文了。”

  这话很残酷，但是事实。郑经知道，时间是最无情的敌人。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记忆会淡忘，伤痛会愈合，活着的人总要向前看。等到台湾岛上这批经历过明亡清兴的老人都死了，还有谁会记得为什么要留头发？为什么要穿汉服？为什么要用永历年号？

  到那时，台湾还能守住吗？或者说，还有守的必要吗？

  夕阳西下，海面被染成一片金黄。郑经站在码头上，看着那些在夕阳中归来的渔船。渔民们唱着闽南语的渔歌，歌声在海风中飘荡，悠远而苍凉。

  那是他从小听到大的调子，是父亲最爱唱的调子。父亲曾说，这调子从唐宋时就有了，一代代传下来，传到台湾，传到这海外孤岛。

  也许，能传下去的，不是王朝，不是年号，不是发髻衣冠，而是这些歌，这些调子，这些深植在血脉里的东西。

  一个老渔夫靠岸，看见郑经，连忙跪下行礼。郑经扶起他，看见他满是皱纹的脸上，那双眼睛依然清亮。

  “老人家，今天收获如何？”

  “托王爷的福，打了三十斤鱼。”老渔夫咧嘴笑，露出缺了门牙的嘴，“够吃三天了。”

  郑经点点头，目送老渔夫背着鱼篓离去。那佝偻的背影在夕阳中拉得很长，像一棵扎根在礁石上的老树，任凭风吹浪打，自岿然不动。

  也许，这就是答案。王朝会更替，政权会兴亡，但那些普通人的生活，那些渔歌，那些田里的秧苗，那些学堂里的读书声，那些一代代传下来的东西，才是真正不朽的。

  郑经转身走回城堡。天快黑了，城堡里点起了灯。一盏，两盏，三盏……星星点点，在越来越浓的夜色中，倔强地亮着。

  像孤帆上的灯，在茫茫大海上，为后来者指明方向。

  也许这盏灯终将熄灭，但在它熄灭之前，它照亮过这片海，这片天，和无数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人。

  这就够了。

  郑经推开议事厅的门，陈永华还在里面等他，桌上摊着台湾的地图，地图上标注着屯田、水利、学堂、港口……

  “复甫先生，”郑经说，“咱们继续。就算只剩台湾，也要把它建成最好的台湾。”

  窗外，海浪依旧。那声音千年不变，见证过无数王朝兴衰，还将继续见证下去。

  而海外这叶孤帆，还在风浪中前行。不知终点，不问归期，只为心中那一点不灭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