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计划开始

  窑洞里一时间陷入了沉寂。只有师长手指间夹着的烟卷，升起袅袅青烟。

  “黄富贵同志这个分析……跨度很大啊。”师长率先打破沉默，他的声音沉稳，带着思考的力度，“从北疆的日苏冲突，一直推到华北的敌我态势，甚至预判了日本国内的战略转向。眼光很毒，胆子也不小。”

  一位负责情报工作的干部转了转手中的笔，谨慎地说：“首长，诺门坎方向冲突加剧，我们通过其他渠道也有所印证，但预测日军必遭惨败甚至具体时间，这……是否过于绝对？万一战事僵持，或者日军小挫即止，我们后续的布局，就可能失去支点，甚至变成自曝其短。”

  “我同意需要谨慎。”另一位负责政治和宣传的干部接口，“向苏联请求技术授权，并高调宣传，这无疑是一步险棋。分寸极难把握。宣传轻了，达不到迷惑日军的效果；宣传过了，会不会过度刺激日军，导致其对华北进行更疯狂的报复？甚至，会不会引起苏联方面的误解和不满，认为我们在利用他们，影响两家关系？”

  支持的声音同样有力。一位作战参谋指着地图说：“我认为这个思路的核心价值，在于主动造势。以往我们都是被动应对日军扫荡。如果能利用国际事件，主动给敌人制造疑虑和牵绊，这是战略上的升级。就算诺门坎战事不如预测惨烈，只要冲突存在，我们宣扬获得授权，就能在日军心里种下怀疑的种子。关东军是日本陆军的精华，他们多一分对北方的警惕，我们在华北就少一分压力。”

  “至于苏联方面，”负责统战和外交的干部分析道，“我们可以把姿态放得足够低，请求限定在道义支持和有限技术交流层面，强调共同反法西斯的立扬。苏联目前欧洲压力大，有人在东方给日本制造一些麻烦，分散其注意力，符合他们的战略利益。只要我们不提出过分要求，他们乐见其成甚至暗中鼓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关键是我们接触的层级和措辞。”

  讨论持续了很长时间，利弊得失被反复权衡。最终，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副总指挥身上。

  副总指挥一直静静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粗糙的木桌面上划动。良久，他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决定性的力量：

  “黄富贵同志的这个建议，核心思想就一条：利用一切可能，哪怕是看起来虚无缥缈的机会，为我们的部队，为我们的根据地，争取发展的时间。这个出发点，完全正确。”

  他站起身，走到地图前，目光扫过华北、东北，最终落在诺门坎那个遥远的小点上。

  “战略上，要大胆假设。黄同志的预测，是基于特殊信息渠道的判断，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可能性来准备。战术上，必须小心求证。情报部门要动用一切力量，核实诺门坎方向的真实态势。”

  他转过身，面对众人：“两条线，同时准备。第一，与苏联的接触，立刻由延州方面，通过最稳妥的渠道，以最恰当的方式提出。基调就是同志情谊和反法西斯共同事业，请求限定在希望获得部分轻武器技术资料以统一制式、改善后勤这样的范围内。成与不成，不是我们唯一目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有这个动作，并且要让该知道的人，知道我们有这个动作。”

  “第二，兵工厂那边，秘密部署。在不影响现有弹药和重点武器生产的前提下，组织精干力量，研究苏械特征，准备仿制样品。同时，通知各部队，留意收集流散在民间的、或者从其他渠道可能获得的苏式武器实物，送到兵工厂参考。这件事，要绝对保密。”

  他最后强调：“整个计划，分寸要拿捏得准。宣传上，要似有实无，让鬼子猜不透。行动上，要外松内紧，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动作，暴露了我们的意图甚至核心机密。这是一扬心理战，情报战。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日本人觉得，华北这潭水下面，可能连着北冰洋，调关东军的时候先想着北边！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就上报延州吧。”

  “是！”众人齐声领命。一项融合了战略预见、外交博弈、战术欺骗和军工准备的复杂计划，就此在八路军形成决议，并开始实施。

  几天后，延州方面通过秘密渠道向苏联方面发出了措辞诚恳的请求信函。信中详细阐述了八路军目前面临的装备困境，强调统一装备制式对于提高作战效率、增强抗日力量的重要性，并表达了希望获得部分轻武器技术资料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愿望。

  电文以最高组织的名义，首先表达了对苏联人民和苏G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所作伟大贡献的敬意，强调了中苏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的深厚情谊。接着，以极为委婉和恳切的态度，提出了当前的困难：八路军及敌后抗日武装装备繁杂，制式不一，严重影响了战斗力和后勤保障。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日寇，希望能在“可能的范围内”，获得苏联同志在一些“基础步兵武器”方面的“技术性指导”或“资料参考”，例如莫辛-纳甘步枪的某些改进型号图纸或DP轻机枪的维护手册等，目的在于统一仿制标准，减少后勤压力。电文再三强调，这是基于“国际主义精神”和“共同事业”的请求，完全理解苏联同志面临的主要压力和困难，无论结果如何，中G和中国人民都将铭记苏联人民的友谊，继续坚定不移地进行抗日战争。

  电文发出后，是漫长的等待。延州的窑洞里，相关领导人们深知，这封电报更像是一颗探路的石子。莫斯科的反应难以预料，他们可能慷慨允诺（哪怕是象征性的），也可能婉言拒绝，甚至可能不做明确回应。但无论哪种结果，只要这个“请求”被发出，并在某个层面被讨论，其本身就可能成为有价值的信息源。

  数日后，一份措辞同样谨慎、带有明显官僚和外交辞令色彩的回电，经由秘密渠道传回。回电肯定了中G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斗争精神，重申了苏联对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同情与道义支持。对于“技术资料”的请求，回电没有明确答应，但也没有断然拒绝，而是表示“相关事项需要由技术部门进行研究和评估”，并提到“在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共同斗争中，经验的交流是有益的”。回电最后，象征性地祝愿中国同志在艰苦的斗争中取得更大胜利。

  这份暧昧的、留有充分余地的回复，恰恰是延安方面最需要的“道具”。它既没有坐实“大规模军援”，留下被指责直接介入的把柄；又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和操作余地。“需要研究评估”、“经验交流有益”，这些措辞，足以被解读出多种含义。

  “够了。”负责此事的伍豪同志看完回电，对助手说，“立刻将我方去电和苏联回电的精神摘要，通过我们控制的报纸和外宣渠道，以适当方式透露出去。重点突出苏联同志对中国人民抗战的道义支持和双方就军事技术合作保持沟通这两个点。用词要准确，但暗示要到位。让该听到的人，听到他们想听到，或者害怕听到的东西。”

  就在同一天，兵工厂厂长李复礼被紧急召唤到总部，接受了一项让他既兴奋又头疼的绝密任务。

  “李工，总部决定，在不影响现有迫击炮、步枪和弹药生产的前提下，由你牵头，成立一个特别技术小组。”交代任务的领导神情严肃，“任务目标是：研究苏联制式步兵武器的技术特征，并在短期内，试制出具有苏式武器外观和基本特征的样品。数量不多，但工艺要尽量模仿，要能唬住人。”

  李工听得直嘬牙花子：“首长，这……咱们连苏联武器的实物都没几件，图纸更是没有，怎么仿？这比仿造鬼子的三八大盖难多了！”

  “实物会有的。总部已经下令，各部队将手中可能存在的苏式武器，比如以前苏联援华时可能流散出来的，或者从其他渠道获得的，集中送到你们这里参考。另外，”领导压低声音，“黄富贵同志会参与这个小组，他会提供一些细节信息。但记住，不是要你们造出完全一模一样的真家伙，而是要做出‘根据苏联授权或技术指导仿制’的痕迹和感觉。明白吗？”

  李工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感觉这任务比搞铝热剂和PIAT更玄乎。

  回到兵工厂，李工立刻召集了几个信得过的老师傅和两个机灵的学徒，组成了特别小组，腾出一间偏僻的工棚作为工作间。很快，几支保养状态不一、来源各异的苏式武器被送到了：一支枪托破损的莫辛-纳甘M1891/30步枪，一挺缺了弹盘的DP轻机枪，还有几个生锈的莫辛-纳甘刺刀和弹夹。

  商仁也被秘密接到了这个工棚。他看着这些实物，结合自己脑海中的记忆，开始给李工和师傅们讲解：“莫辛-纳甘步枪，特点是枪机柄向下弯曲，这个弧度要把握好；护木前端有两道箍，这个样式要仿得像；还有这个瞄准具的样式……”他一边说，一边用炭笔在木板上画出简图。

  “DP机枪，关键是这个硕大的弹盘在上方，非常醒目。我们仿制的时候，弹盘不一定要能真转（那太复杂），但外观一定要像，甚至可以考虑用木头或薄铁皮做个样子货。枪管散热筒的孔洞样式也要注意。”

  他反复强调：“李工，各位师傅，我们不是要造出性能一样的武器。我们要造的是看起来像苏联授权给我们仿制的东西。所以，在某些非关键部位，甚至可以故意留下一些我们兵工厂自己加工习惯的痕迹，或者因为材料、工艺限制而产生的差异。要让懂行的人一看，觉得这确实是八路仿的苏式武器，不是原版，但外观上又足够具有苏式特征。”

  李工和师傅们恍然大悟。造假，还要造得半真半假，留有“仿制”的余地，这其中的分寸，确实需要仔细琢磨。他们开始对着实物和商仁的草图，热烈地讨论起来，如何利用现有车床、如何改造夹具、选用什么材料既能满足外观要求又不至于太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