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上墙之前

  学院后楼最里面那间小会议室，窗户朝北，天一阴就显得有点暗。阿古推门进去时，灯已经开着，老师坐在长桌另一端，桌上摊着几张他们从文旅局带回来的图稿，还有一只被翻得有些起毛的笔记本。

  黄毛、刘成和叶瑶先到一步，正低声说着什么，看到阿古，话头就自然收住了。

  老师合上笔记本，让他们先坐下，说：“我们先把前两天开会的事，从头到尾捋一遍。”他没有急着点评，只让每个人按自己的记忆，把文旅局那边的几句话复述出来。

  黄毛抢着说起那句：“可以先在一个路口试一面墙。”刘成补充：“海报先从哈拉乌孜街口开始贴，看反应再往城里铺。”叶瑶想了想，又把“帆布袋先做一百个，看卖得怎么样”那句重复了一遍。

  老师听完，拿起笔在纸上记了一行，又抬头问：“还有吗？”

  阿古想起科长最后那句话：“这不是终版，就当文化节的试点，试得好再说下一步。”他说完，屋里静了一会儿，大家都明白，这种话既算认可，也等于提醒他们——现在才刚刚迈进门槛。

  老师把桌上的图稿推开一些，露出下面那张便签纸，上面还是那几个字：“大气、易懂、能用。”

  “文旅局现在不太关心你们是不是学生做的了。”他慢慢说，“他们在想的是：挂出去之后，车从城外开过来，看不看得清楚；街口贴了海报，路过的人愿不愿意多看一眼；袋子发给志愿者，是不是能天天拎。”

  他把视线从几人脸上扫过去，又指了指图：“你们现在这套东西，有心思、有想法，但还有一个问题——看得出来是‘作品’，不像是‘施工队拿得走的图’。”

  会议室的空气顿了一下。那句话，说得不重，却戳得很准。

  “所以，接下来这一步，不是光改好不好看。”老师继续说，“你们要把这三样，从‘概念’做成‘可以直接干活’的东西。墙有多高，多宽，画在哪一块，线多粗，字多大，印厂拿到文件要不要再改一次，全要想在前头。”

  他拿笔在白纸上画了三个方框，简单写上“墙”“海报”“袋”，然后抬手指了指阿古：“墙这块，你来盯到底。南出口那面墙，尺寸、线条、颜色，出一份能给施工队看的图。”

  又看向叶瑶，“海报你来定，把哈拉乌孜街口的现场情况考虑进去，确定一个张贴位置和版式，不要再三心二意。”再看刘成，“袋子你来算一算账，做一百个到底要花多少钱，卖不出去亏多少，卖得好能不能回本。”

  最后看向黄毛，“你把这三样串起来，写一个谁都能看懂的小说明，告诉人家为什么这样画，挂在哪儿，用来干嘛。”

  分工很简单，也很清楚。几个人都点了头，没有谁推脱。

  “我给你们三天。”老师合上笔记本，“三天后，把一份‘可执行提案’摆在我桌上。不是给评委看的，是给施工队、给宣传科的人看的。到那时候，他们看完能点头说一句‘行，可以干’，你们这阶段才算过关。”

  说完，他站起身，把白板靠边推了一下：“会议室这几天你们先用着，当临时指挥部。”

  门关上的声音刚落，屋子里安静了一瞬，然后黄毛先忍不住吹了声口哨：“这下是真的要干活了。”

  第二天一早，一辆灰色的公务车停在学院门口。宣传科的老师坐在前排，后座挤着他们四个和一卷卷图纸。车开出市区，路边楼房渐渐少了，换成一排排树和远处的低山。风不算大，树梢轻轻晃着。

  车过了几个路口，南出口那块旧墙慢慢出现在视野里。墙不高，颜色已经被风吹得发白，靠近地面的地方有几道裂缝，旁边还有一根电线杆斜斜立着，稍微挡住一点视线。现实里的样子，比他们在电脑上画的那道平整白墙，要粗糙很多。

  车停在路边时，已经有几个城建和施工队的人在那里等着了。有人拿着卷尺，有人拎着装工具的铁箱子，看到他们来，就招手让他们过去。

  “墙大概十五米长，三米多高。”一个穿工作服的中年男人拍拍墙，“再往这边走就要占到出入口，不好施工。”

  宣传科老师指了指他们带来的图：“你们先说说，这个东西挂这儿，有什么问题？”

  施工队的人拿起迎宾墙的样稿，看了几眼，用挺直接的话说：“线太细，到时候一喷漆就糊一块儿了。颜色太多，调起来费料。车跑这么快，谁有空看那么久。”

  话说得不客气，但也不带故意打击的意味，更像是干活人的习惯——事先把麻烦说清楚。

  阿古站在墙前，抬头从不同角度看了几眼，又退到路边，想象自己是从城外开过来的司机。远处看，这面墙确实只是一个灰扑扑的长条，如果图案线太碎，车窗一闪而过，多半只剩个模糊印象。

  他没多解释，把随身带着的粉笔掏出来，走到墙边，蹲下，在墙面低处先画了一个简化的弯线。线并不复杂，从左往右缓缓抬起，刚好填满墙的三分之二长度。

  “如果只画这么一条，线再粗一点，车灯扫过去，应该能看清。”他站起来退几步，问施工队的人，“你们喷漆，粗一点的线好做吧？”

  那人眯起眼看了看：“这个还行。你别弄那种一条线里一会儿粗一会儿细的，我们弄不出你们电脑里那效果。”

  阿古点了点头：“那就把这条定成主要的，别在上面再叠一堆小花了。”

  宣传科老师也顺着说：“先给塔城挂一条记得住的弯，比什么都重要。花太多，谁也记不住。”

  卷叶纹、锤痕纹这些原本准备铺在墙上的细节，就这样在几句话之后，被主动“往下收”了。阿古拿笔在样稿上画了圈，把那些细碎的纹样集中剪到墙体底部一条窄带里，位置不高不低，刚好是行人经过时能看清楚的高度。上半部分留给那条干净的弯。

  “那我们就按这个来出图？”施工队那人再次确认。

  “按这个。”宣传科老师点头，“线条少一点，颜色咱们回头再定。”

  在南出口站了快一个小时，他们把墙的长度、两边遮挡、车速大概情况都记了下来。离开的时候，阿古回头看了一眼墙上那道临时粉线，虽然只是匆匆一画，却已经能隐约看出未来那条线的大致走向。

  车子掉头往回开，又朝哈拉乌孜方向去了。

  镇口那条新修的街道还是去年他们调研的时候那个样子，只是路边又多了几家小店，招牌颜色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街口的牌匾位置不大，两边还固定了一块铁框，经常被用来贴通知、招工启事之类的小广告。

  镇上的干部带着他们在街口站了一会儿，说：“海报如果贴这儿，不能挡住原来这块通知栏。你们这图上字看着挺大，贴上去要是比旁边的小广告还难认，人家肯定不乐意。”

  旁边摊位的卖肉串的老板也凑过来，看了看海报样稿：“别搞那么多小字。我们天天在这儿卖东西的，要么一眼能看清楚日期、地点，要么就干脆只画图。你们这个中间一大块空，倒不错。”

  他用油乎乎的手指头点了一下“哈拉乌孜集市”那几个大字，又点点底下那几块花毡图案：“这个好，这个看得出是我们这儿的。”

  黄毛一直举着样稿在墙前比划，听见摊主这样说，赶紧在本子上记：“字要大、日期要清、别遮价目表。”

  有人提议把海报往上挂，离地面远一点，看起来更显眼。另一个人马上反驳：“你们年轻人站这儿抬头看没问题，我妈这种人脖子抬不了那么久。”最后折中下来——海报挂在眼睛稍微往上一点的位置，既不会被摊位挡住，又不用仰太高。

  一圈人围在街口，说话声音不大，却比图纸上的任何说明都直接。阿古站在一旁，看着那张海报在不同人手里传来传去，心里很清楚——他们要面对的，就是这些每天在风里站着卖东西、赶集、买菜的人，不是某个评审会上举着评分表的专家。

  回城的路上，车里比上午更安静。刘成本子上密密麻麻全是数字和箭头：“墙十五米，线至少十厘米宽；海报离地大概一米六；袋子单面印图成本多少……”黄毛靠在窗上，嘴里念叨着：“袋子要是太贵，就只做一百个，卖不掉也不至于心疼死。”

  车轮压过路面上的接缝，发出有节奏的“咚咚”声。阿古把笔夹在手指间，在笔记本角落随手勾了一道弯，比之前略粗一些，起伏也更缓。他没写字，也没标注，只是凭记忆把南出口那道粉线的感觉带回纸上。

  连着两天，学院后楼那间小会议室的灯都亮到很晚。

  迎宾墙被阿古放大成一张张规范图：正立面图、墙两端收口的简略示意、那条弯线的起点和终点距离两侧各多少米、中间最高点比地面高出多少。他不会用太专业的符号，就用最普通的标尺和数字写清楚，让人一眼看懂。“线宽不少于多少厘米”“颜色控制在几种以内”这种话，被他直接写在图旁边的空白处。

  叶瑶把街口的照片贴在草稿纸上，在旁边叠加海报不同尺寸的缩略图。她试过几种字体大小，最后选了一个摊主们站在对面也能看清的。原本想在海报边缘加一串小标语，犹豫了几分钟后，她干脆删掉，只留下日期、地点和“哈拉乌孜集市”四个字。

  帆布袋这边，刘成掰着指头算成本：袋布、印刷、运费，做一百个和做两百个差价有多大，赠送和摆摊卖各占多少比例。黄毛帮他一起算，还顺手在旁边画了几张袋子背在不同人肩上的小草图——有穿工服的，有穿裙子的，也有背着书包顺手再挎一个的。

  晚上十点以后，大家说话的声音都压得很低，只听得到翻纸和敲键盘的声音。桌上那张“小提案”慢慢丰满起来：第一页是迎宾墙的效果和施工说明，第二页是海报样稿和张贴位置示意图，第三页是帆布袋的效果图和成本表，最后用两页纸把“为什么这样画、挂在哪儿、准备什么时候挂上去”写得明明白白。

  第三天傍晚，他们拎着装着图纸和样稿的文件袋，再次走进文旅局，地点换到了一间更正式一点的办公室。桌上摆着热水壶和几只白瓷杯子，墙上挂着一幅旧的塔城风景照。

  这一次开会，来的比上次稍微多了几个人。除了上回见过的科长和宣传科老师，文化馆那位老师也在，还有负责文化节具体筹备的工作人员。

  阿古把那份精简过的小提案摊开。他不再从“我们是谁、做了多久”讲起，而是直接从迎宾墙说起：“这张是南出口那面墙的效果图，线条已经按施工队意见简化了，墙多长、线多宽、用几种颜色，都标在图上，喷漆的师傅照着这个来就可以。”

  科长拿起那张图，仔细看了几眼，点点头：“这个比上次那个清楚多了。”

  “海报部分，我们根据哈拉乌孜街口的墙面重新排了版。”叶瑶接着往下，“这块是预留给日期的，这里写地址，这一块留给主办单位和联系方式。字都比之前大了一号，老远能看清。”

  文化节工作人员插话：“那那里有没有预留二维码位置？现在很多人喜欢扫一下。”

  “预留了。”黄毛翻到后面一页，指给他看，“靠下面右边一点，不会挡主要信息。”

  说完海报，就轮到帆布袋。刘成没讲太多设计，只把成本表推过去：“一百个袋子，按这种做法，总成本大概这么多。如果全部发给志愿者，就是宣传；如果拿一部分出来以成本价或略高一点卖，可以回一小部分钱。”

  几页纸翻下来，房间里没有谁露出为难的表情，更多是点头、对照、提出补充问题。有人问：“文化节两个月后，你们这套东西能赶得上吗？”有人关心：“下雨天墙容易脏，要不要考虑耐脏一点的底色？”

  他们一条一条回答。工期怎么排，从墙体清理到喷漆、从海报印刷到街口张贴、从袋子打样到送货，都有一个大概时间表。虽然还是学生的工作节奏，但至少不再是“画好了就算完”。

  讨论到最后，科长把所有纸张收在一起，简单做了个小结：“那就先这样。迎宾墙，先在南出口试一面；海报先挂哈拉乌孜街口，再挑城里几个点贴几张；袋子先做一百个，文化节那几天既当志愿者物资，也给你们留一个小摊位，看看卖得怎么样。”

  他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前提是，你们在一周之内把最终电子文件和一份实物样稿交过来。至少要有一张打样的海报，还有一个真正的袋子。”

  这句话像给他们脑袋上又扣了一个新的时限。但这一次，谁也没有露出慌乱的表情。

  从文旅局出来时，天已经偏向黄昏。城里的风比郊外柔一些，街灯刚刚亮起来，一盏一盏往远处延伸。几个人在台阶下停了一会儿，谁也没急着说“成功了”或“压力好大”之类的话，只在原地确认了一下各自的任务——谁去盯袋子打样，谁改文件名、备份，谁明天去找指导老师签最后的确认。

  黄毛拍了拍手里的文件袋：“一周之内，得让这东西从纸上变成实物。”

  “先把能做的做完。”刘成说，“剩下的，就看塔城愿不愿意接了。”

  回到宿舍那晚，阿古开了电脑，新建了一个文件夹，犹豫了一下，给它起了个名字——“塔城试点”。迎宾墙的最终图案、海报的定稿、帆布袋的效果图，一个一个拖进那个文件夹里。

  屏幕上的那些小图标静静地排成一排，看起来和之前没什么不同。可他很清楚，从今天起，它们不再只是“图”，而是要在某个具体的日子里，变成墙上的一条弯线、街口的一张画、某个人手里拎着的一只布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