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要上墙的图

  黄毛一手揣着口袋，一手晃着那叠图稿，小声嘀咕：“我刚刚脑子里全是那三个词，‘大气、易懂、能用’，别的都想不起来了。”

  刘成“噗”地笑出来：“你刚刚那句‘拿着不尴尬’说得挺好的，人家宣传科老师还点头呢。”

  “那是实话嘛，”黄毛摆摆手，“做得再花，没人愿意拎出门，也白搭。”

  叶瑶夹着图稿，没说话，但嘴角忍不住往上翘了一点。刚刚会议里那几个“可以试试”“先试一批”的说法，虽然克制，却像在心里点了几盏灯——他们做的东西，第一次被当成“可能要用”的东西讨论，而不是一份作业。

  阿古走在最后，手里捏着那张被折得有些旧的便签纸。上面是宣传科老师写的那几个大字，笔画不工整，却很有力。他把纸翻过来又翻回去，指尖来回摩挲着纸边，心里慢慢把那句“可以按要上墙的标准再改一轮”反复咀嚼了一遍。

  到了楼下，四个人对视了一眼，没有多说什么，很自然地转身往自习室的方向去了。

  自习室的灯已经开了，只亮中间一排。桌子上的东西还维持着他们出门前的样子，只是阳光变成了白炽灯的光，纸张上的线条颜色看起来有些不同。

  阿古先把那张便签纸放在桌面中央，又把迎宾墙、集市海报、帆布袋的几张关键图稿摊开，一字排开。那几个写着“要大气、要易懂、要能用”的字刚好夹在中间，像一块临时的路标。

  “我觉得，”他看着那几行字，“我们得先把‘易懂’这件事搞清楚，不然别人连你在画什么都不知道，谈不上用不用。”

  刘成点点头，从书包里抽出一沓空白 A4：“先写说明？别搞那些论文里的话，就按我妈那一类人能不能听懂来写。”

  黄毛赶紧抢了一支笔：“那我来写‘拿着不尴尬’那种。”

  叶瑶扯了一张纸过来，抿了抿唇：“先一个一个来吧，迎宾墙，海报，袋子，别一下子全乱了。”

  桌上的纸很快被分成三堆。迎宾墙那一堆上方写着：“城外第一眼”；集市海报那一堆旁边写着：“一抬头知道哪儿是集市”；帆布袋那一小叠纸上，被黄毛草草写了四个字：“拎得出门”。

  他们商量好，每样东西先写三句话：一句图案从哪来，一句话给谁看，一句话凭什么适合塔城。

  刘成负责把调研内容压成最简单的版本，把“卷叶纹”“窗棂”“银饰边缘”这些专业名词换成“街口那块牌匾”“老房子的窗花”“集市里小摊架子上挂的东西”。他写得慢，但每一行字都反复读两遍，确认不会让人产生“听不懂”的表情。

  叶瑶则一边写一边改，把“视觉统一”“设计语言”之类全删掉，换成“看起来是一家人”“远一点也认得出”这种话。她一边写，一边拿旁边的海报小样对比，确认自己写的这句话，拿给街口卖烤包子的师傅看，对方也能知道说的是哪一块。

  黄毛写完第一版帆布袋的说明，得意洋洋念出来：“这个袋子适合逛集市、去超市、上班背，画面简单，不挑衣服，回家还能当收纳袋。”

  叶瑶笑着抬眼：“你这是广告词。”

  刘成故意板起脸：“那就说明他将来可以去做文旅电商。”

  笑声让紧绷了一下午的情绪松了点，但笔还是停不下来。每一段话写完，他们都会拿过来互相听一遍，凡是出现一句“有点绕”“我妈听不懂”的，立刻被划掉重来。

  写着写着，他们自然就绕回了图稿本身。

  在给迎宾墙写说明的时候，刘成突然盯着图看了很久：“其实这一段花纹，除了我们自己，别人谁知道是哪块墙上的？”

  那是一小截复杂的纹理，被他们硬塞进了墙的一角，为的是不舍得丢掉某张花毡上的细节。阿古盯着那一块，沉默了一会儿，把那段图层关掉，墙面一下子清爽了许多。

  “那就还是让人先看到‘弯’吧。”他轻声说，“至于这块花毡，真想看，去哈拉乌孜街上就能看见。”

  类似的取舍发生了好几次。集市海报上被删掉一些本来“好看”的装饰，腾出更大地方给四个字“哈拉乌孜集市”；帆布袋上原本想加上的小图标，被黄毛痛快地关掉一半，只留下那道从袋子底部拱到一侧的弯线。

  到晚上十点多，三样东西的说明终于压缩成一页纸。字不多，句句是白话：开车远远看到的一道弯像风，抬头一眼就知道哪儿是集市，拿在手里的袋子不会太花，适合每天背。

  阿古把那页说明放在三套图稿上面，往后退了一步，整桌看过去，第一次觉得这些图不再是他们几个在自嗨的作业，而是真有可能被别人一眼看明白的东西。

  “先这样吧。”他合上笔，“明天给老师看。”

  去文旅局那天，风比前几日大一些，走出校门就能感觉到脸上被吹得发干。

  学校派了一辆中巴车，指导老师坐在前排，几个人抱着图筒、资料夹往后排一坐，座位靠背被图纸顶得鼓鼓的。车子开出校园的时候，楼房渐渐往后退，路边换成一排一排树，枝条在风里整齐地往同一个方向弯过去。

  黄毛把头靠在车窗上，看着那些树小声说：“等哪一天，我们做的东西能挂在这条路边，就真有意思了。”

  “先别想那么远。”刘成提醒，“今天开不好，挂哪儿都没戏。”

  叶瑶把夹在怀里的文件夹压紧了一点，下意识深呼吸。她不怕在课堂上做展示，但今天不一样——坐在对面的，是可能要签字决定“用不用”的人。

  阿古一直没说话，只是目光不时扫过窗外。他熟悉这条路，小时候从哈拉乌孜进城，经常坐在摩托车后座，迎着风这样看着路两边。那时他只觉得城越来越近，从没想过有一天，会为了“城外那一面墙要画成什么样”坐在车里去开会。

  文旅局的楼不高，却有一种老式机关单位的味道。走廊墙上挂着以前的宣传画，颜色有点褪，但蓝天、白云、草原、笑脸，这些熟悉的元素仍然在。

  会场不大，一张长桌，两边坐着人。靠里侧的是文旅局负责宣传的科长和同事，旁边坐着文化馆的一位年长老师，另一侧是指导老师和他们几个。

  简单寒暄过后，指导老师把话往他们这边一推：“这次方案主要是他们几个学生做的，我就不多说了，让年轻人自己讲。”

  阿古只好硬着头皮起身，把那卷图筒轻轻一摊，三套图稿依次铺在桌面上。迎宾墙放在最前面，哈拉乌孜集市海报紧挨着，帆布袋样稿放在旁边。

  他有点紧张，喉咙发干，但还是照着昨天晚上反复练习过的顺序开口：“我们这次想做的东西很简单，就是让从外地进塔城的人，第一眼看到的那面墙，和走进哈拉乌孜集市时看到的那张海报，还有随手能拎在手里的一个袋子，上面有一些属于塔城、也属于哈拉乌孜的东西。”

  他没有提“系统”“框架”这些词，只把墙上的那道弯线、海报上那几个花毡图样、袋子上的那一点银饰形状，和调研时拍到的几张照片一一对照，说清楚是从哪里来的。

  刘成接着讲调研经历，说花毡的图案不是某一种固定样式，而是街巷、院子里生活痕迹的延伸；说银饰不是纯粹的装饰，而是哈萨克族人长期生活在这片风口地带的记忆。照片里有老人坐在门口甩线绳的身影，也有孩子蹲在地上摆弄碎花毡的样子。

  叶瑶则把三张图叠在一起给在座的人看：“这三个是同一套东西。墙上是一条大弯，海报上是几块截取下来的图，袋子上只留一小段弯和图。当一个人从城外开进来，看见墙，再去街口看见海报，最后在集市逛的时候，看到同样线条在袋子上，他心里会有一个隐约印象——这是同一个地方。”

  整个汇报过程，没有谁说得特别精彩，但每句话都尽量往“对方听得懂”的方向靠。

  文旅局的科长拿起迎宾墙那一张，看了很久。他把那道弯线盯着看了一阵，又对照着旁边的一张路口照片：“你们这条弯，跟咱们南出口那条路，角度差不多？”

  “是按那条路画的。”阿古回答，“还有那边常年挂旗子的那一片，旗子吹的时候倾斜的方向，也差不多。”

  科长又看了看集市海报，指着底色问：“为啥不用蓝天白云这种颜色？”

  叶瑶笑了一下：“我们试过，看着挺‘旅游城市’的，但总觉得不是塔城。后来就直接把土坯墙的颜色拿来当底，剩下空间留给字和图。”

  文化馆的老师接过帆布袋的样稿，在手里比划了一下：“这一面全空着，只在角落留一点弯，你们不怕别人觉得太单调？”

  黄毛抢在前头：“我们想着，塔城人平时穿得挺普通的，花太多反倒不想拿出门。只要有一点‘这是塔城’的东西就够了。”

  这句话让科长笑了一声：“这倒是挺实在。”

  会开了将近一个小时，没有谁给出“惊艳”的评价，也没人当场拍板。但中间几次讨论，已经从“好不好看”转向“能挂在哪儿”“尺寸多大合适”的问题。有人提议，迎宾墙可以先试做在一个路口，效果好，再考虑扩展；集市海报先从哈拉乌孜新修的街口开始贴；帆布袋则先试着做一百个，看看文化节现场卖得如何。

  到了要结束的时候，那位科长合上图稿，说了一句：“这个方案，不是那种一下子看上去就特别热闹的类型，但至少有点自己的东西。咱们可以先当文化节试点来搞一把，看看塔城人和游客的反应。”

  指导老师在旁边点点头，没有替学生争取更多，只是在出了门之后，在楼道里对几个人说：“从现在起，你们画的每一笔，不是只给老师看的，要对走在路上的人负责。”

  这句话分量不重，却在几个年轻人的心里悄悄落下去了。

  回学校的车上，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公路两边的树在昏黄的灯光里被连成一片，风还在吹，路边偶尔闪过一块广告牌，字体大得有点刺眼。

  车里比去的时候安静许多。黄毛抱着帆布袋的样稿，一会儿翻过来，一会儿翻过去，忽然冒出一句：“如果有人真买了这个袋子，走在街上，会不会被别的地方的人问‘你这是哪儿’？”

  “那不挺好吗？”刘成说，“问多了，就知道塔城了。”

  叶瑶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在脑子里过会上的画面。她第一次清楚地感到，自己设计出来的东西，不再只是存在于电脑屏幕，而是有可能变成一个谁都会碰一下、看一眼的实物。

  阿古靠在车窗边，看着车外一闪而过的灯光。车子经过某段路时，他隐约辨认出那块他们曾拍过的旧墙，虽然此刻只是一道黑影。某个念头突然滑过心里：再过一阵，或许他会看到那面墙上挂着一块新的东西，而那块东西，出自他们几个人这段时间熬出来的图。

  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大家约好第二天一早继续改最后的稿，就各自散了。

  那一夜，自习室里又亮起了灯。

  迎宾墙的总图被放大贴在白板上，几个人围在前面，仔细看每一个角落。有人提出把某一段线再简一点，让远处更好认；也有人坚持保留某块看起来并不显眼的小纹样，因为那是哈拉乌孜某户人家的门帘图案。

  争论并不激烈，但每一句都把“路过的人能不能一眼看出是塔城”挂在嘴边。最后，他们达成一个默契：宁可少一点设计感，也别让东西变成“哪儿都行”的图。

  集市海报也做了最后的调整，把原本准备放在角落的一排小字挪到下方中间，把“集市”两个字写得更大一些。帆布袋则在背面加了一个很小的字样——“哈拉乌孜”，不显眼，却足够让人近距离看清。

  忙完这些，已经是凌晨。几个人困得眼睛睁不开，约好第二天把最终稿交给老师，就先各自回宿舍。

  回到宿舍楼下的时候，校园里风小了些，楼道的灯忽明忽暗。阿古掏出手机，看见屏幕上有一个未接来电——爷爷。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拨了回去。

  电话那头很快接通，熟悉的维语问候声先冒出来，又换成带着口音的普通话：“阿古，还醒着吗？”

  “刚忙完。”他靠在楼道墙上，慢慢往下坐，让自己坐到楼梯台阶上，“怎么这么晚打我？”

  “前几天你说忙着画图，我就没打。”爷爷那边似乎有点风声，话音断断续续，“今天你叔开车进城，说看见学校那边灯还亮着，我就想着问一句，你是不是又熬夜了。”

  阿古笑了一下：“差不多吧。不过这次，可能熬得有点值。”

  “画什么呢？还是那些花？”

  “还是花，不过这次，是要画在城外的大墙上。”他顿了一下，挑最简单的说法，“到时候你进城，站在远处，看见一块新墙，上面有一条弯，你大概会觉得眼熟。”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只有风声从话筒那边轻轻钻过来。

  “是哈拉乌孜那条？”爷爷问。

  “差不多，就是那条。”他说，“只是换成别的样子了。”

  爷爷“嗯”了一声，声音里听不出惊讶，也没有夸张的反应，只像是在想象那面还没出现的墙。

  “那等你说挂好了，我骑摩托进城，看一眼。”他慢吞吞地说，“你爸年轻的时候，也说过要在城里留点东西，后来没机会。你要真能画上去，就算是替我们那一辈，把名字写上去了一点点。”

  阿古握着手机的手不自觉用力了一些，指关节泛白。他没接“名字”这个话头，只顺着说：“到时候等我消息。”

  挂了电话，他在楼梯口坐了一会儿，才慢慢起身往楼上走。

  走廊灯光把地面照得一块一块的，影子被拉长、缩短，又被楼梯切断。他心里并没有突然变得多激动，也没有立刻产生什么“使命感”这种词，只是比之前更清楚了一件事——那几张图，从这之后不再只是课堂作业，它们要在塔城的风里、人的目光里待上一阵。

  而那道弯线，终有一天，会从纸上挪到一面真的墙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