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墙上的那道弯

  会议室的窗户朝着院子，午后的光线斜着打进来，把长桌的一角照得发白。桌上东西摆得很齐：一沓装着迎宾墙终稿的文件夹，一张实打样的彩色海报，还有一只刚从印厂赶出来的帆布袋。帆布袋被立在桌边，那道熟悉的弯线沿着布面从左下角慢慢抬起，颜色被粗糙的布料吞进去一点，看上去没那么鲜，却多了点耐看的味道。

  黄毛伸手捏了捏袋子：“哎，这个，是真的能拎出门的东西了。”

  叶瑶把海报压平，边角抚了几下，让纸面服贴在桌子上：“待会儿别乱动，一会儿皱了不好看。”

  刘成把最后一页打印的说明书塞进文件夹，检查了两遍：“迎宾墙立面图、局部放大、色块标注、海报样稿、袋子效果图……全都在，没少。”

  阿古站在门口，最后看了一眼桌上的三样东西，伸手把那只帆布袋提起来，又放下。他知道，这次去文旅局，不再是“展示给大家看看”，而是要拿着这些东西去确认——它们是不是可以真正在塔城的风里、车灯里、街口的电线杆下站住。

  老师推门进来，扫了一眼桌面，点点头：“行了，差不多。走吧。”

  文旅局三楼的会议室比上回宽敞些，墙上挂着一幅塔城旧照片，山线远远压在天边，前面是模糊的一片房顶。窗帘半拉着，室内光线偏暖，桌上放着一排白瓷杯，杯子里的热水冒着细小的雾气。

  宣传科科长坐在中间，两侧是分管宣传和文旅的副局长，靠近门的位置坐着一位戴细框眼镜的女干部，看年纪比他们老师还小一点，据说以前学过美术。

  简单寒暄后，指导老师把话题引开：“上次是初步意见，这回孩子们带了实物，您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往下一步走了。”

  科长点点头：“行，让他们先摊开。”

  阿古把文件夹打开，先铺上迎宾墙的彩色效果图，又把几张黑白线稿一字排开——那是按施工要求重新画的立面图，清楚标着墙体长度、高度、线条起落的位置。旁边放上海报的打样稿，最后把那只帆布袋放在图纸上。

  几双眼睛先被那条弯线吸引。图里的弯线从墙的一头缓缓抬起，像是迎着风走过来的路；袋子上的弯线则收敛很多，只沿着一角拱起一个小弧。

  “这个，就是你们说的南出口那面墙？”分管宣传的副局长拿起图，前后翻看，“这条弯，是固定的吗？”

  “位置是按现场重新定过的。”阿古尽量用平实的语气，“我们去过，站在马路对面看过几次，司机视线大概在这个高度。往上抬了一点，车远一点过来也能看到整条线。”

  坐在一边的女干部凑近看了看，忽然问：“普通人肯定不会看说明书，你们打算怎么让他们一眼就记住这条线？”

  阿古愣了半秒，脑子里闪过之前设计课上用的那些专业词，但最终只挑了最简单的一句：“从外地进塔城的车，几乎都要从这块墙前经过。我们把进城的这条路画成一条弯线，让人从远处一看，就知道‘城到了’。这个弯的方向，也是塔城常年风吹的方向。”

  科长笑了一声：“还是这样说顺耳。你们记住，以后对外介绍，按这个说法就行。”

  话题转到海报。叶瑶把实打样拉到桌子中央，纸面厚实，底色不是鲜艳的蓝，而是接近土墙的浅黄色，几块花毡局部静静躺在文字下方。

  “这个准备贴哪儿？”分管文旅的副局长问。

  “哈拉乌孜街口。”叶瑶答，“我们量过墙，高度有限，海报就按这个尺寸排了版。最上面是‘哈拉乌孜集市’四个字，这一块给日期，这一块写地点，右下角留给二维码和主办单位。”

  他点点头：“文化节那几天，人多。字得大，一眼看过去要知道哪天、在哪儿，不然没人停下来细看。”

  旁边的文化馆老师把海报拿起来，眼睛在画面上扫了几圈，最后停在中间那块空出来的地方：“这儿留白挺好。之前那种布满图案的画，老百姓看着眼晕。”

  轮到帆布袋时，气氛轻松了些。刘成把袋子递过去，介绍：“单面的图案，另一面空着。颜色偏土色，不容易脏。我们考虑的是，赶集、上班、去学校都能拎。”

  女干部捏了捏布料，看着袋子上的弯线：“这个袋子上，看不出来是塔城啊。”

  黄毛赶紧接话：“我们在打样之前，加了一个小小的‘塔城’字样，在这儿。”他指着袋子下角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不抢眼，但近一点能看到。”

  科长把那两个字看了几秒：“这个可以。以后别人去别的城市背着，别人一看就记住‘塔城’两个字。”

  讨论绕了一圈，又回到细节上。领导们关心的，不再是“你们画得漂不漂亮”，而是“颜色会不会太淡”“线条晚上看不看得见”“袋子会不会太贵不好发”。问题都很具体，问得也很直接。

  刘成耐心地解释印刷方式和成本，叶瑶把海报字体大小一一对照说明，黄毛翻出简单的成本表，让他们看到做一百个袋子的总价。只有阿古，大多数时候在旁边听，只有当问题拐到那条弯线时，他会开口说一两句，从风向、道路、老城的轮廓说起，但尽量克制，不让话走远。

  最后，科长合上文件夹，把手放在上面，简短地给了结论：“这样——迎宾墙按这版做，底色可以再亮一点，但别太花，主弯线不能动了；海报先印一批，哈拉乌孜街口先贴，效果好再往城里加；帆布袋先做一百个，文化节用，卖不卖另说。你们这段时间辛苦配合一下施工和印刷。”

  他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别有心理负担。第一次试，做得合适，来年可以再完善；做得不合适，也算留个经验。”

  走出会议室时，走廊里一时有些静。几个人一前一后往楼梯口走，脚步压在瓷砖上，发出不大不小的回响。

  黄毛捏着那只帆布袋，在手里转了一圈：“所以结论就是——可以刷墙了？”

  “嗯。”刘成长出了一口气，像是这几天压在胸口的石头终于放下一块，“画丑了，全塔城都知道是你画的。”

  “那就别画丑。”叶瑶说，嘴角忍不住上翘。

  阿古没接话，低头看了一眼帆布袋上的那条弯线，心里知道——从刚才那一刻起，这条线就不再完全属于他和哈拉乌孜了，它要站在比他们想象中更大的地方，接受看得懂和看不懂的目光。

  清早的南出口风总是大一些。天刚亮，路边已经有车来来往往，远处山线像一条淡灰色的影子压在天边。那面老墙立在路一侧，残旧的广告字迹还没完全刮干净，底部有几道裂痕，被风吹得像是要剥落下来。

  施工队的人比他们来得早，一排油漆桶和喷漆工具已经摆好了。有的人穿着旧工作服，有的穿着迷彩，蹲在墙脚抽烟，烟雾在风里很快被吹散。

  “先打底。”施工队长习惯性地一边说一边招呼人，“你们的图晚点按这版喷。太细的地方，事先说好啊，不一定喷得出电脑里的那种细致效果。”

  老师带着他们几个人围着墙走了一圈，让他们重新感受墙的长度和高度。纸上的尺寸在这里变成真实的距离，从墙这头走到那头，脚下要走出十几步甚至更多。

  阿古站在墙的正对面，又往后退几步，退到靠近马路的地方。车从他身前开过，司机的视线在挡风玻璃后面划出一个大致范围——那大概就是未来那条弯线与人的眼睛相遇的高度。

  “你觉得要不要再抬一点？”老师问。

  他比了比自己的胸口，又比了比墙中间：“再往上移一点会更安全。现在这个高度，靠近的时候有一部分会被草坡挡住。”

  施工队长听见，走过来：“你们要挪位置，现在说，底漆一刷干了就不好改了。”

  于是，他们在墙上用粉笔重新画了那道弯的大致位置。阿古从墙角开始，蹲着往上拉线，黄毛帮他在另一头接着，叶瑶在远处盯着：“再高一点……再低一点……行，就这样。”刘成在本子上记下起点、最高点和终点的大致高度，免得回头忘记。

  底漆刷起来的时候，墙瞬间明亮了许多。暖黄的颜料一层层铺上去，原本斑驳的灰面被遮住，裂痕也被磨平。太阳从侧面照过来，有一点刺眼，但看得出，车一旦开近，墙会非常显眼。

  “这颜色挺精神。”施工队里有人说，“别再往上加一堆花花绿绿的了，远处一看就乱。”

  等底色晾到不那么湿，施工队长戴上口罩，拿着喷漆枪对准粉笔画出的弯线，先在一小段试喷。深色的线条顺着墙体慢慢显出来，喷漆落在水泥上，边缘略微糊开，可比纸上的线条多了一层粗糙的质感。

  阿古站得很近，看着那条线一点一点被填满。油漆味呛得他眼睛微酸，他还是不自觉往前凑了凑——这条线他在纸上画了无数遍，在电脑里改过无数次，但第一回在墙上看见它，被真实的工具、真实的风、真实的光线对待，是今天。

  黄毛跑到马路对面，举起手比划：“再粗一点也行！远一点看，挺稳的！”

  车从他身边开过，司机大概被他这动作吓了一跳，按了一下喇叭。他笑着缩回路边，认真地帮大家观察远处的效果：“从这儿看，下面那条线刚好刚好，不多不少。”

  这一天，他们在墙边站了很久。喷漆枪一遍遍沿着弯线走过，几个大色块被填上去。最底部，他们没有急着画细碎的花，只是先标出一个浅色带，准备以后再慢慢处理。

  下午风小了些，太阳往西边偏。墙上的颜色随着光线变化，有时候看着偏暖，有时候又偏冷。到了收工的时候，墙上已经有了一道完整的弯线，大块色面托着它，像一条刚刚写完却还没签名的字。

  施工队收起工具，油漆桶一个个搬上车。路边短暂地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只是墙不再是那面灰扑扑的旧墙，而是多出了一道稳稳当当的弧。

  “这算是咱们第一次当甲方。”黄毛看着墙，感叹，“钱没出几块，事倒一点不比人家少。”

  “别说甲方。”刘成笑，“咱们就是给塔城打一工。”

  老师没插话，只拍拍阿古的肩：“你再多看两眼，把觉得不合适的地方记在心里，回头还有机会调。”

  阿古往后退到马路对面，站在护栏旁，跟着车流一起看那面墙。车灯扫过去的时候，弯线被光照亮一截，又重新隐入色块里。在这一瞬间，他突然明白了一点——这条线，从此不是他一个人的线，不是哈拉乌孜小院里门帘上的线，而是塔城每一个进出的人都会看到的线。

  他没有说出来，只在心里默默记下：墙的高度、弯的起落、光线打在上面的角度。夜里和阴天的效果，都要一一观察。

  迎宾墙刷完第一道弯的几天后，哈拉乌孜街口也热闹了起来。

  文化站的小货车从城里拉回来一卷一卷的海报，纸面还带着新印出来的墨香。街口那面原来贴满小广告的墙被人拉上塑料布，一群人拿着刷子和铲子，一点点把旧纸刮下来，再刷上一层新石灰。

  “好几年没这么认真收拾这面墙了。”文化站站长站在边上，手里拿着一只搅糨糊的桶，“之前都是谁贴广告，谁来粘。”

  阿古和叶瑶帮着把海报摊开，按事先量好的高度，把第一张的上下左右在墙上比划好。纸张贴上去之后，要用刷子从中间往外抹，把中间的气泡赶出去，才不会起皱。糨糊有一点凉，沿着纸边往下滴。

  第一张贴好，街上的人就围了上来。卖水果的、卖馕的、看热闹的小孩……把街口挤得满满当当。

  “哎，这上面写的啥？”一个维吾尔大妈眯着眼看上面的字，嘴里念：“哈拉乌孜集市……”然后笑起来，“还挺正规。”

  她又看下面那几块小图案，指着其中一块说：“这个像你们家胡同那道门。”又指另一块，“这个像清真寺后面那堵墙。”

  一个哈萨克大叔骑着摩托车停在边上，摘下手套凑过去看了一眼：“这是说那天有大集市？啥时候？哪天？”站长赶紧指着日期那一行念给他听：“到时候你来，带上你的奶制品。”

  有人在旁边嘀咕：“搞这么大一张，有啥用？该来赶集的都来。”但话音里没有恶意，更多是嘴上习惯性地不服气。

  穆萨伯是被孙子扶着来的。他的步子比以前更慢，看东西要停很久。他走到墙前，抬头仔细看，看着看着，眼睛落在海报下方那条小弯线和旁边的一块花毡图案上，愣了愣。

  “这不是你们家的那条线吗？”他扭头看向阿古，“你小时候在旱渠边画来画去那条。”

  “差不多。”阿古笑，“这次画大一点，给塔城画的。”

  老头没把话往大了说，只是点点头：“起码不像城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广告。”

  不远处，阿古的母亲被邻居喊出来，也走到墙前。她认字不多，先看图，再看字，指着那块花毡局部问：“这个是不是妈以前做的那块？”

  “我们从那块里截了一部分。”阿古回答，“不过改了一点形。”

  她又看了看周围的人，压低声音问：“别人看得懂吗？”

  “看不全懂也没关系。”阿古说，“只要知道这里有个集市，有花毡，有银饰就够了。”

  风把海报边缘吹得轻轻鼓起来，又被糨糊黏回墙上。阳光从牌坊上方斜下来，打在海报的空白处，让那几个大字更加明显。几个骑自行车的学生从街口穿过，有人边骑边偏头看一眼，有人从车上跳下来，走近两步去看日期。

  文化站站长趁着这个机会，逢人就说：“这是塔城那边学院的学生帮咱设计的，文化节他们还要来办活动。”语气里带了一点以前少见的自豪。

  傍晚，街口的日光灯亮起来，暖黄的灯光照在海报上，颜色略微变冷，却比白天更醒目。一拨一拨人来，又一拨一拨人走。最终，墙边安静下来，只剩下海报和过街的风。

  阿古站在对面，靠在电线杆旁，静静看着那张海报。那一块块从家里、从小镇巷子里抽出来的图案，已经不再是他本子上的铅笔稿，而是变成了一张要陪着镇上人过完一个又一个集市的画。

  他忽然有种感觉——好像从小到大，那些他以为只在家里、只在哈拉乌孜街巷里才看得见的东西，悄悄长出了一条路，穿过城里的玻璃窗和混凝土，伸到了塔城的墙上，又折回到这块街口的白墙。

  当天晚上，他没有直接回城，而是留在了哈拉乌孜。

  天黑得很快，街上的摊位一个一个收起来，巷子里的灯亮了一盏又一盏。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夹着孩子的笑声和大人收摊的喊声。屋檐下挂着的风铃在夜风里轻轻撞在一起。

  院门半掩着，屋里透出橘黄色的灯光。阿古推门进去，看到祖父坐在炕边，腿上搭着一块刚织好的花毡，小锤和针线放在一旁。父亲则坐在小桌前，桌上摊着几件还没打磨完的银手镯，灯光照在银面上，一闪一闪。

  “回来了？”祖父抬头看他一眼，戴着老花镜的眼睛里反射出一点光，“墙看好了？”

  “刷了一道弯。”阿古在炕沿坐下，脱了鞋，“还得再看几天。”

  父亲拿起一只银镯，细细敲了一下，发出清脆的声响：“镇上说，你们画的画要挂在街口，是吗？”

  “已经贴了。”阿古点头，“你们明天出去就能看见，一念就到。”

  祖父“哦”了一声，低头把手上的针线又穿进毡布里：“我早上听穆萨说，墙上贴了张新画，他说像我们家的花。”

  “有一块就是。”阿古笑，“不过我们改了，改得城里人也能看。”

  父亲放下手里的银镯，伸了伸腰：“这回文化节，镇里说要弄个‘非遗展示’的小角落，让我们这些老家伙拿几样东西去摆一摆。你妈已经在想要带几块花毡过去。”

  “还有人说，让你爷爷现场织一小块。”祖父接话，“我说我这把年纪，给你们撑个场面还行，真叫我坐那儿织几个小时，腿可受不了。”

  院子里风吹进来，带着一点潮气，把屋里的油灯味冲淡了。阿古听着，心里有一种很清楚的感觉——墙上的弯也好，街口的海报也好，如果最后文化节上只是挂出去给人看几眼，就又变成一层“好看”的皮。他知道，这条路要走长，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些手上的活上来。

  “那我们这次，不只是去看热闹。”他说，“我跟老师申请一下，到时候让我们组在塔城那边搞的展位和你们这边的非遗展示连在一起。墙上那条线、海报上那几个花，再配几件真东西。”

  祖父抬起头：“你要让我去塔城？”

  “可以去一天。”父亲插话，“正好也看看你孙子画的墙。”

  祖父笑了一下，皱纹挤在一起：“塔城也没啥好看的，比咱这儿风还大。”

  他嘴上这么说，手上却慢慢把腿上的花毡推到灯光下，让那一团团颜色显得更清楚一些。那些花的边缘，有他年轻时候的手法，也有后来慢慢改出来的简化，线条早就不像书里描的那样工整，却带着一股看不见的劲儿。

  “那帆布袋呢？”母亲从厨房探出头来，“听说还有袋子，上面有咱家的东西？”

  “在印呢。”阿古回答，“印出来先要给他们发一部分，剩的看能不能卖。”

  母亲嗯了一声：“卖得掉就好。卖不掉也别紧张，咱这边做花毡，也不是每一块都有人要。”

  父亲把桌上的银镯收进小木盒，关上盖子，又打开：“到时候你帮我挑几件适合拿去塔城的。太旧的，别人看不出好，太新的也没味道。”

  祖父看着他们，似乎想起什么，慢慢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过机会。有人说要带我们的花毡去更远的地方卖，后来没成。那时候路不好，谁也不敢保证去得了回不回来。现在你们不一样，车一开就到塔城，图一发就能印好。你要是真能把这门手艺带出一条新路，我和你爸就站在后面看着。”

  阿古低头看着祖父手边的那块花毡。粗粗细细的线团在灯光下交织，被钩过许多遍的地方略微起了一点毛，看得出时间留下的痕迹。他忽然觉得，墙上的那道弯、街口那张海报、即将印出来的帆布袋，和眼前这块毡子、桌上那盒银镯，其实是一整条线的不同阶段。

  前面是祖父和父亲在哈拉乌孜的几十年，一针一线，一锤一凿；中间是他和同学们在塔城画图、开会、被人挑毛病；后面会怎样，他还不知道。但他清楚，这条线不能只停在墙上，不能只停在文化节那几天，而是要继续回到家里，回到这些手上有老茧的人那里，再从这里出发。

  屋里灯光有些昏，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吹动桌角的图稿。墙上的挂钟走到十点，发出轻微的“嗒”声。祖父把毡子折好，放到一旁，父亲把木盒合上，端起一杯凉下来的茶。

  “明天早上，你带我们去街口看看那张海报。”祖父说，“我得亲眼看看，你们说的那条弯，是不是真像咱家的。”

  “好。”阿古答应，“再过几天，咱们一起去城外，看那面墙。”

  他知道，那条弯线已经画在墙上了，但自己真正的使命，还在这个院子里，在这些手艺、这些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