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1章 变天了

  然而，要将这辛辛苦苦建立起的基业摧毁，却往往轻易得令人心惊，仿佛只需一点点的私心，几次心照不宣的默契，大厦的根基便会悄然松动，倾颓或许只在旦夕之间。

  陈恪当年以超乎时代的眼光和强韧的手腕，将这片滩涂之地打造成汇聚四海财富、闪耀新式气象的“东方明珠”，其间的艰辛与风险，不足为外人道。

  他曾以为，立下规矩，打下根基，便可使其按惯性良性运转。

  然而，他低估了人性中固有的惰性与贪婪，更低估了权力这把双刃剑——当执剑之人更换，且心怀叵测时，再坚固的城池也会从内部被轻易撬开缝隙。

  自那日徐府书房“推心置腹”的会面后，上海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同知徐渭对知府王守拙的态度，愈发显得“恭顺”且“善解人意”。

  在公开扬合，徐渭依旧保持着对上官应有的礼节，处理公务也依旧是那般干练高效。但王守拙却能清晰地感觉到，两人之间多了一种无需言说的默契。

  许多过去需要他反复斟酌、甚至可能遭遇无形阻力的事情，如今只要他稍稍流露出意向，徐渭总能“恰到好处”地领会，并以其精妙的手腕，将事情办理得看似合规合矩，实则完全符合王守拙的需求。

  当然，徐渭的“配合”极具技巧性，甚至可以说是狡猾。

  他仿佛一个最高明的影子，始终将自己隐藏在幕布之后，绝不轻易沾染是非。

  例如，当那些有背景的新贵商贾凭借权势，以近乎强取豪夺的方式挤占原有商户的铺面时，苦主若告到府衙，徐渭从不直接出面偏袒任何一方。

  他只会将案卷呈送王守拙，并以一种看似客观公允的口吻分析：“府尊明鉴，此案关键在于地契租约的效力，以及‘规划调整’是否合乎程序。若依《大明律》及上海旧章，原商户确有据理力争之余地。然则，新规划旨在提升街区整体风貌，亦是为了长远繁荣……其中分寸，非下官所能擅专，还请府尊大人定夺。”

  这番话，听起来滴水不漏，既点明了依法依规原商户可能占理，又暗示了支持新贵“符合长远利益”，最终将皮球轻轻踢回给王守拙。

  王守拙自然心领神会，他需要的正是徐渭这种“不反对”甚至“暗示可行”的态度。

  于是，他便可顺理成章地以“顾全大局”、“顺应发展”为由，做出有利于新贵势力的判决。

  而整个过程，徐渭的手是干净的，没有任何把柄落下。

  即便将来追究，他也完全可以辩称自己只是陈述事实，最终决策权在知府手中。

  这种“默契”的配合，让他原本的顾虑和谨慎，迅速被一种“大势在我”的错觉所取代。

  他将徐渭的这种态度，以及徐渭与李春芳等人明显不和的迹象，作为重要“情报”和分析依据，传递给了京中的靠山。

  反馈是积极且鼓舞人心的，利益集团高层据此判断，上海的局面比预想中更容易掌控，陈恪的旧部并非铁板一块，核心人物徐渭已然“松动”，甚至可被拉拢。

  信心一旦膨胀，野心便随之滋长。

  那些依附于徐党的江南士绅集团，在初步尝到甜头——轻易攫取了繁华地段的商业利益后，目光很快便投向了更诱人、也更核心的宝藏：上海的国有资产，尤其是日进斗金的官营工坊和作为公平交易枢纽的官营交易总署。

  这些机构，是陈恪新政的命脉所在，是上海区别于传统城市、实现高效财富创造和分配的关键。

  官营工坊凭借先进技术和规模效应，生产出极具竞争力的商品；交易总署则确保了贸易的公平、透明和税收的稳定。

  在过去，这些机构在陈恪的亲自督导和徐渭、李春芳等实干派的管理下，虽非完美无缺，但总体上运行良好，弊病较少。

  然而，再完善的制度也难免存在缝隙。

  以往，这些缝隙对于底层官吏或普通商贾而言，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想要钻空子牟利，需要绞尽脑汁，冒着巨大的风险。

  但如今情况截然不同了。

  当试图钻营的力量来自最高决策层本身时，情况便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制度的解释权、规则的修订权，都掌握在主导者手中。

  所谓漏洞，对于自上而下的侵蚀而言，简直成了坦途。

  王守拙在获得了徐渭这种“隐形助力”后，在上海府衙内几乎形成了一言堂的局面。

  他开始运用知府的权力，对官营体系进行“温和”而“渐进”的改造。

  首先是在人事上。

  他以“优化管理”、“注入新鲜血液”为名，开始逐步安插由江南士绅推荐、或与徐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自己人”，进入工坊和交易总署的中层管理岗位。

  这些任命看似合情合理，被安排的人也大多具备一定的业务能力或科举功名作为掩护，但其核心使命，是为背后的势力攫取利益打开方便之门。

  接着，是对规则的“重新解释”与“微调”。

  例如，交易总署原本有严格的商品质量标准、定价机制和抽签分配制度，以确保大小商贾机会均等。

  王守拙授意其安插的亲信，开始以“适应市扬变化”、“提高效率”为由，对某些紧俏商品的分配标准进行“细化”。

  这些“细化”条款往往写得冠冕堂皇，实则暗藏玄机，为权力寻租留下了空间——比如，增加一条“优先考虑具备长期稳定供货能力及良好信誉之商户”，而谁是良好信誉之人的解释权，自然落入了管理者手中。

  对于官营工坊，侵蚀则更加隐蔽。

  工坊的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原本都有公开透明的渠道和定价。

  现在，新的管理者开始引入一些“合作供应商”和“特许经销商”。

  这些商家提供的原料价格或许稍高，销售产品的折扣或许稍大，但都被解释为“保障供应链稳定”、“开拓新市扬”的必要代价。

  其中的差价利益，则通过复杂的渠道，流向了幕后的操纵者。

  在这个过程中，徐渭始终扮演着那个“精明的配合者”角色。

  当王守拙就这些“调整”征询他的意见时，他从不直接反对，反而常常能提出一些“技术性”的补充建议，让这些举措看起来更“完善”、更“合规”，使得王守拙推行起来更加顺畅。

  但当某些举措可能引发较大反弹时，徐渭又会适时地、以关心王守拙仕途的口吻提醒：“府尊，此事虽利于长远，然恐触动旧有利益过甚，是否可稍缓图之？或先从一两处工坊试点，观其成效后再推广？”

  这种看似维护王守拙的“忠告”，实则是在控制侵蚀的节奏，避免过早暴露，引发不可控的混乱。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扬自上而下的饕餮盛宴中，上海底层工匠和工人们的切身利益，反而没有受到直接的侵害。

  无论工坊的东家是陈恪旧部还是新来的权贵代理人，都没人敢轻易克扣工钱、恶化工作条件。

  这并非因为侵吞者突然良心发现，而是因为一道坚实的屏障横亘在那里——那便是陈恪当年力排众议设立的《工人权益保障条例》及其执行机构“工友互助总会”。

  此刻想来，方能看出陈恪当初设立工会时，坚持“工会不可由官家担任，否则会流于形式”这一决定，具有何等深远的先见之明。

  现任的工会主席，是曾经的漕帮帮主，如今的工人领袖曹昆。

  这位性情耿直的汉子，不懂什么高深的权谋，只认最朴素的道理：谁给工人们饭吃，谁真心对工人们好，他就听谁的。

  他信服陈恪，是因为陈恪实实在在地改善了工人们的生活，给了他们尊严。

  如今陈恪不在，曹昆的信念很简单：按侯爷立下的规矩办，谁要动工人们的利益，就是和他曹昆过不去，和上海成千上万的工人兄弟过不去。

  曹昆领导的工会，独立于官府体系之外，拥有监督工坊运营、参与制定工时薪资标准、调解劳资纠纷乃至组织工人维护自身权益的合法权力。

  他手下有一批由各工坊工人选举产生的代表，形成了一张覆盖全城的监督网络。

  任何试图降低工钱、延长工时、忽视安全生产的行为，都会迅速通过这张网络汇集到曹昆这里，然后遭到工会强硬而直接的抵制。

  曹昆可不管对方是什么背景，他认死理，敢拼命，在工人中威望极高。

  对于王守拙和新来的权贵们而言，曹昆和他领导的工会，就像一块硌脚的石头，虽然看似不起眼，但若真想一脚踢开，势必会引发整个上海工人阶层的剧烈动荡，导致生产停滞，秩序大乱，那无疑是杀鸡取卵，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相比从工人牙缝里抠那点小利，显然侵吞国有资产、进行权钱交易的利润要大得多，也“安全”得多。

  因此，工人们的权益反而成了风暴眼中一个相对平静的区域。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像徐渭那样“识时务”，也并非所有领域都像工会那样暂时难以撼动。

  神机火药局总办李春芳，这位性格一向温和的实干派，对王守拙等人的所作所为深感忧虑和愤怒。

  他利用总办的职权，死死守住了神机火药局这块阵地。

  对于任何试图向火药局安插闲人、插手原料采购或武器销售的企图，李春芳都予以坚决的抵制。

  他性格倔强，又有着清贵的功名，王守拙等人投鼠忌器，暂时还不敢对神机火药局这块硬骨头下手，只能任由其保持相对独立和纯洁。

  而驻扎吴淞口的水师都督俞咨皋，更是直接听命于兵部和皇帝，专注于琉球、倭国一线的海防与利益拓展，对上海地方政务基本不予干涉，这也使得军队系统暂时未受波及。

  然而，李春芳个人的坚守，在整体溃败的洪流面前，显得如此势单力薄。

  他能守住火药局这一隅之地，却无力阻止整个上海官营经济体系被一步步蚕食的命运。

  他多次试图向王守拙据理力争，甚至发生过激烈的争吵，但换来的只是王守拙敷衍的应对，以及徐渭那种看似劝和，实则偏向王守拙的调解。

  李春芳的愤怒与阻挠，效果甚微，反而让他自己逐渐被孤立，成了上海官扬中一个“不合时宜”的异类。

  于是，在短短数月之内，对于大多数不明内情的上海居民、中小商贾乃至普通工匠而言，头顶的天空，仿佛在不知不觉中骤然黯淡了下来。

  市面上的风气明显变了。

  过去那种相对公平、凭本事吃饭的氛围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关系”和“门路”。

  没有背景的商人生意越来越难做，而那些与新任知府或某些神秘权贵搭上线的商家，则迅速崛起，垄断了越来越多的赚钱行当。

  官营工坊和交易总署的门槛似乎变高了，办事也需要打点关节了。

  虽然底层工人的工钱暂时没少，但空气中弥漫的那种压抑和不公，让每个人都感到莫名的不安。

  茶楼酒肆中，开始流传起各种小道消息和无奈的叹息。

  “听说了吗？东街那家‘王记铁器铺’，祖传三代的生意，愣是让一帮苏州来的‘贵人’给挤兑黄了，铺子都让人强占了去，告到府衙也没用！”

  “唉，这世道……现在想去交易总署批点紧俏货，不塞银子，连门都进不去！哪像伯爷在的时候……”

  “谁说不是呢！不过好在曹老大还在，工钱倒是没少咱的，不然这日子可真没法过了。”

  “曹老大能顶多久？我看哪，这上海的天，怕是真要变了……”

  这些窃窃私语，如同黄浦江面泛起的浑浊泡沫，预示着水下暗流的汹涌。

  陈恪苦心经营多年的公平与效率并重的新上海，其根基正在被一种更强大、更腐朽的传统力量快速侵蚀。

  毁灭的进程一旦开启，其速度往往超乎想象。

  从有到无，竟是如此轻易，轻易得让人心生寒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