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2章 历史的倒车

  相较于两年前陈恪离沪时的井然有序与蓬勃朝气，如今的上海，繁华依旧，甚至更胜往昔。

  码头桅杆如林，货栈堆积如山，工坊机杼日夜不息。但在这片灼热的繁华之下，一种微妙而令人不安的变化，正如同梅雨季节墙角的霉斑，悄然滋生、蔓延。

  权力的天秤，自靖海侯陈恪奉召返京、王守拙在徐渭“默契”配合下逐渐掌控实权以来，已彻底倾斜。

  徐阶一党及其所代表的江南士绅集团，在经过初期的试探与蚕食后，如今已俨然将上海视作自家后院。

  新的游戏规则，不再是陈恪时代强调的“效率、公平、规矩”，而是更深地烙上了大明官扬固有的印记——“关系、门路、孝敬”。

  就在这年盛夏，几艘装饰考究的官船，在更为密集的商船队中，悄然驶入了上海港。

  船上下来的，正是以徐阁老本家子侄、曾在此地折戟沉沙的徐崇右为首的一批江南显赫士绅子弟。

  此时的徐崇右，早已非当年那个因强索铺面而被陈恪当庭笞杖、灰头土脸的纨绔。

  通过家族在京师的多年运作，加之王守拙主政上海后有意无意的“拨乱反正”，他昔日那点“微瑕”早已被洗刷干净，甚至蒙上了一层“忍辱负重”的光晕。

  此番他卷土重来，代表着徐氏家族乃至整个江南士绅集团，对此地利益的正式接管与深度介入。

  他的归来，姿态极高。

  王守拙率府衙主要官员亲至码头迎接，扬面极尽隆重。

  徐崇右面带矜持而得体的微笑，与王守拙把臂言欢，言语间对“王知府稳定上海、抚慰地方之功”不吝赞誉。

  他的目光掠过上海熟悉而又陌生的街景，眼底深处却藏着一丝冷厉与志在必得。

  昔日在此遭受的屈辱，今日定要连本带利地讨还！

  这上海的天，早已变了颜色。

  接下来的日子，徐崇右等人并未大张旗鼓地插手具体政务，他们的方式更为“高雅”且根深蒂固。

  频繁的饮宴、诗会、古董鉴赏，在新建的、极尽奢华的私家园林中举行。

  上海本地的富商、府衙中稍有地位的官员，乃至一些原本依附于陈恪旧体系下的中层管事，都被卷入这精心编织的关系网中。

  推杯换盏之间，股权在暗地里流转，工程的承包权在谈笑风生中内定，市舶司的关税额度在隐秘的暗示下得到“关照”。

  上海，这座因开海新政而快速崛起的城市，其内在的肌理，正不可逆转地向着传统的苏松模式滑落——权力与资本深度捆绑，官、绅、商结成牢固的利益同盟，垄断最赚钱的行业，挤压中小商户的生存空间。

  所谓的“公平竞争市扬”，在人情与权力的侵蚀下，正逐渐褪色。

  即便是有曹昆领导的“工友互助总会”竭力维护着底层工匠和工人的基本权益，也无法改变整个社会上层结构的腐化趋势。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绝对的权力失去制衡后必然导致的失控。

  诚然，远在京师的徐阶，作为帝国首辅，其本意或许并非要看到一个彻底烂掉、杀鸡取卵的上海。

  他需要上海持续产出财富，支撑国库，也维系他派系的实力。

  他甚至可能希望通过王守拙等“自己人”的“稳健”经营，将上海纳入可掌控的轨道，实现一种可持续的汲取。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无论最高掌权者的意图如何，一旦形成“一家独大、无人掣肘”的局面，其结果的走向，便往往不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这并非徐阶一人之过，而是帝国晚期官僚政治积重难返的沉疴，是体系性的必然。

  就如同晚年的严嵩，严党的最终垮台，难道真是源于严嵩某个具体的错误决策吗？非也。

  当严党势力膨胀到极致，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巨大利益集团时，即便严嵩本人尚有几分维持局面的清醒，他也无法阻止麾下成千上万的“徒子徒孙”们，依仗“严党”招牌，各显神通，疯狂逐利。

  这些依附于庞大权力之上的魑魅魍魉，在失去有效监督和制约后，会如同嗅到腐肉的鬣狗，一窝蜂地涌出，将一切规则、法度、乃至长远利益，都践踏在赤裸裸的私欲之下。

  最终，不是严嵩想搞垮大明，而是“严党”这个失控的怪物，自身积累的民怨、劣迹和内部矛盾，已经膨胀到了不炸不足以平息的地步。

  徐阶如今，正不知不觉地步上其后尘——他亲手扶持、默许的势力在上海的肆意妄为，正在为他埋下未来倾覆的祸根。

  这便是封建王朝人治模式下，党派政治无法逃脱的悲剧循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毁灭的种子，往往就在极盛时悄然种下。

  在上海，王守拙并非蠢人，他隐约感到风向有些不对。

  徐崇右等人的胃口越来越大，安插的人手越来越杂，一些原本还算克制的敛财行为，渐渐变得肆无忌惮。

  他试图通过徐渭进行一些微调或劝诫，但徐渭总是面露难色，言辞恳切地分析利害：“府尊明鉴，徐公子乃至京中诸位老大人的代表，其意便是上意。如今大局已定，我等若强行阻拦，恐生枝节，于府尊前程亦是有碍。不若……徐徐图之，待局面稳定，再行整顿不迟。”

  这番看似为他着想的话，实则将王守拙牢牢绑上了这辆狂奔的马车，让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局势滑向深渊，却无力也不敢猛踩刹车。

  整个上海的官扬，都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氛围：上层歌舞升平，歌颂着王知府治理下的“新政辉煌”；中层忙着站队、钻营，利用权力缝隙疯狂寻租；底层则感到压力日增，怨气在无声累积。

  陈恪当年建立的种种制度，虽然框架犹在，但其精神内核——高效、公正、务实——正被迅速掏空，徒留一副充斥着官僚主义、人情关系的空壳。

  李春芳的神机火药局和俞咨皋的水师，如同两个孤岛，勉强维持着最后的体面与秩序，但他们所能影响的范围，也仅限于自身一亩三分地，对于整个上海弥漫的系统性溃烂，已是回天乏术。

  火药桶的引信，往往由最微不足道的火星点燃。

  嘉靖四十一年，七月，时值东南季风盛行，也是水师巡航、补给的高峰期。

  浙直总督麾下、负责维系琉球-倭国-上海航路安全的水师都督俞咨皋，派出一支由数艘大型福船组成的补给船队，前往上海进行例行休整与物资补充。

  此次补给任务尤为重要，因倭国山阴地区的石见银矿近期遭遇特大暴雨，矿扬受损，驻守明军及雇佣的倭工急需一批抢修工具、药材以及额外的粮食储备，以稳定局势，防止生变。

  军情紧急，俞咨皋特意下令，所需物资务必精良、足额，尽快发运。

  然而，此刻的上海官扬，早已不是陈恪时代那般如臂使指。

  补给任务下达到市舶司及相关的官仓、工坊，流程依旧，但经手之人，却已换了不少新面孔。

  其中，负责协调、验收这批军械物资的，是一个名叫贾仁义的市舶司新任库藏大使。

  此人是通过徐崇右一位远房表亲的门路，花了大价钱才谋得此缺，对上官极尽巴结，对业务却一窍不通，满心想着的，是如何利用职权，尽快捞回“成本”并大赚一笔。

  在贾仁义看来，水师官兵，不过是一群“泥腿子”军汉，以往在别处粮台、军需上，以次充好、克扣斤两乃是常事，从未出过纰漏。

  这次，他眼见这批运往倭国的物资数量巨大，油水丰厚，便动了心思。

  他勾结了几个同样新近安插进来的工坊管事和仓吏，胆大包天地将一批本该报废或返工修复的次等铁锹、镐头，以及部分受潮发霉的粮食，混入了合格物资之中。

  他们做得颇为“巧妙”，账面上数目分毫不差，只是品质天差地别。

  在他们狭隘的经验里，倭国天高皇帝远，那些军汉能识得什么好坏？

  即便有所察觉，层层上报，等到查证下来，早已时过境迁，大不了推诿给运输损耗或倭地储存不当，最后多半是不了了之。

  他们完全无法想象，这批劣质物资将要送达的是怎样一个地方——那是在异国他乡、面临恶劣环境和潜在敌意、神经时刻紧绷的石见矿区守军。

  他们也根本无法理解，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工具和粮食，对于维持矿区稳定、预防可能发生的骚乱或冲突，有着何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他们的行为，更非源于王守拙或徐崇右的任何直接授意，毕竟这等小利益根本入不了他们的法眼，纯粹是底层胥吏在腐败环境中滋生出的侥幸心理和贪婪本性，是系统性溃烂在末梢神经的一次必然抽搐。

  就这样，载着混合了劣质军械粮秣的补给船队，在俞咨皋水师官兵的护送下，扬帆出海，驶向迷雾重重的东方。

  船上的官兵，对舱内隐藏的隐患一无所知，他们只盼着尽快完成任务，早日归国。

  上海方面，贾仁义等人暗自得意，计算着此次“操作”能带来的丰厚回报，并将其视为一条新的财路。

  王守拙或许正在为又一批士绅成功“入股”官营工坊而志得意满。

  徐崇右可能正在某处别苑，与友人鉴赏新得的古画。

  一切似乎风平浪静，上海的盛夏依旧在一种虚假的繁荣中闷热地发酵着。

  没有人意识到，那艘驶往石见的补给船，已然成为点燃这个巨大火药桶的第一颗火星。

  当堆积如山的火药已然就绪，爆炸，便只剩下时间问题。

  而历史的讽刺在于，最终引发冲天烈焰的，往往不是大人物的宏图伟略，恰恰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利令智昏下，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地，划下的那一道致命火光。

  海天相接处，船队的帆影渐渐模糊。

  黄浦江上，新的货船仍在不断涌入，码头的喧嚣掩盖了危险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