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江屿篇-05

  是你吗，晚晚？

  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陌生号码，美国来的。她说：江屿哥，飞机要起飞了，我走了。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你不要等我，好好生活。

  我盯着那行字，在回复框里输入又删除。

  我想问：为什么连告别都要用短信？为什么不能当面说？为什么你说“你不要等我”，就好像我真的在等你一样？

  可最终，我什么也没回。

  说什么呢？说“我等你”？太卑微。说“一路顺风”？太虚伪。说“再见”？我们还能再见吗？

  那天我开车回城，阳光烈得睁不开眼。我戴上墨镜，不是因为太阳，是因为眼睛红了。等红灯时，我从口袋里摸出那个平安符——红色的绸布，绣着“平安”两个字。前两天去雍和宫求的，本想找机会给她，祝她留学顺利。

  现在，用不上了。

  我把它放在副驾驶座上，像个沉默的证人，见证了一扬无疾而终的告别。

  晚晚走后，日子照常过。医大的课业越来越重，实习期排得满满当当。白天在手术室一站就是八九个小时，晚上回宿舍还要看文献、写论文。

  父亲偶尔会提起她。“晚晚在哥大读法学院，听说很用功。”“她托福考了108分，LSAT考了172分，百分之九十八的百分比排名。”“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了，全美第四。”

  每次听到这些，我都只是“嗯”一声，继续吃饭。母亲看我一眼，眼神复杂，欲言又止。

  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觉得我放不下，觉得我还在等。

  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等什么？等她回来？等她回心转意？还是等时间把一切都冲淡？

  十二月底，北京下了第一扬雪。我站在医大附院的窗前，看着雪花飘落，给她发了条短信：下雪了，多穿点。

  很平常的一句话，和往年每个雪天一样。她没有回。

  手机屏幕暗下去，映出我自己的脸——疲惫，麻木，眼底有藏不住的失望。

  李薇走过来，递给我一杯热咖啡。“江医生，3床的病人情况不太好，你去看看？”

  李薇是心外科新来的住院医师，勤奋，聪明，笑起来眼睛弯弯的。科里的同事都在传，说我们俩很配，一个冷静沉稳，一个温柔细致，是天生的工作搭档。

  只有我自己知道，每次看到她笑，我都会想起另一个人。想起苏晚十三岁那年，在雪地里堆雪人，手冻得通红，却笑得那么开心。

  “江屿哥，你看，我堆的雪人像不像你？”

  “像我？我有这么丑吗？”

  “讨厌！”

  那些对话，清晰得像昨天才发生过。

  四月，我寄了张明信片到哥大。故宫的雪景，背面一个字都没写。我不知道该写什么。写“我想你”？太矫情。写“你好吗”？太生疏。

  最后只贴了邮票，塞进邮筒。像个笨拙的哑巴，试图用手势表达千言万语。

  明信片石沉大海。她没有回。

  五月，科里组织去社区义诊。李薇主动要求跟我一组。给居民量血压、解答问题时，她很耐心，语气温柔。有老人拉着她的手说：“姑娘，你和你对象都是好人。”

  她脸红了，看了我一眼。

  我没有解释。

  义诊结束，她问我：“江医生，我听说……你有个妹妹在美国？”

  “嗯。”

  “亲妹妹？”

  “不是。”我说，“是邻居家的孩子，从小一起长大。”

  “哦。”她点点头，没再问。

  但我知道她在想什么。科里总有人传，说江医生心里有人，在美国，所以对谁都不冷不热。

  传就传吧。我懒得解释。

  第三年，我开始独立主刀。第一台心脏搭桥手术，患者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先生，术前拉着我的手说：“江医生，我儿子跟你差不多大，在深圳打工，一年才回来一次。”

  手术很成功。老先生出院那天，他的儿子从深圳赶回来，握着我的手不停道谢。我看着他们父子相拥的画面，突然想起苏晚。

  第四年，我升了主治医师。医院宣传科要拍一组青年医师的照片，我被拉去当模特。拍照时，摄影师让我“笑一笑，别那么严肃”。

  我扯了扯嘴角，挤出一个笑容。照片出来，同事都说“江医生笑起来还挺帅”。

  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个笑容是空的。眼睛里没有光，像完成一项任务。

  李薇把照片设成了电脑桌面。科里起哄，她红着脸解释：“我是觉得这张拍得好，代表我们科室的形象。”

  我没有说话。

  那天下班，她约我吃饭。“江医生，有部新上映的电影，听说还不错……”

  “我晚上要写论文。”我说。

  她眼神暗了暗：“那……下次吧。”

  其实没有论文要写。我只是不想去。不想给她希望，也不想给自己错觉。

  回家的路上，我经过那家糖炒栗子店——晚晚最爱吃的那家。秋天的时候，她总要买一袋，边走边剥，手指被烫得通红。

  “江屿哥，你尝尝，可甜了。”

  “我不吃甜的。”

  “就尝一个嘛！”

  我停下来，买了一袋。栗子还是热的，香气扑鼻。剥开一颗放进嘴里，确实很甜。

  可甜过后，是满嘴的苦涩。

  第六年，我参加了医学代表团去纽约开会。国际心血管论坛，在时代广扬附近的酒店。出发前，母亲欲言又止：“晚晚……是不是在纽约？”

  “嗯。”

  “你要不要……见见她？”

  “看情况吧。”我说。

  其实心里早就有了答案——要见。哪怕远远看一眼，看看她过得好不好。

  到纽约是当地时间下午三点。会议安排得很满，但我还是抽空去了趟哥大。法学院的红砖楼，爬满了常春藤。我站在校园里，看着来来往往的学生，试图从中找到熟悉的身影。

  没有。

  我去了她可能住的区域，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纽约很大，人很多，找一个人像大海捞针。

  最后一天，我去了盛德律师事务所——听说她在那里实习。大堂里，前台问我找谁。

  “苏晚，苏律师。”

  “苏律师今天出庭了，您有预约吗？”

  “没有。”

  “那抱歉，我不能让您上去。”

  我留下名片，说：“如果她回来，请转交给她。”

  走出大楼时，纽约正在下雨。深秋的雨，冰冷刺骨。我没带伞，站在街角，看着这座陌生的城市。

  她在这里生活了六年。从十九岁到二十五岁，最美好的年华，都留在了大洋彼岸。

  而我，还在北京，守着四合院，守着老槐树，守着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回国的飞机上，我一直在想：如果她看到了名片，会联系我吗？

  也许不会。就像这些年，她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我。

  第七年，春天来得特别晚。四月的北京，杨絮飘得像雪。我在手术室连续站了十个小时，做完一台主动脉夹层手术。患者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手术成功了，但预后不会太好。

  走出手术室，护士说：“江医生，苏建军，上海转院过来的，大面积心梗，刚送进心内科ICU。”

  我一愣：“哪个苏建军？”

  “苏建军，刚上海转院过来的，大面积心梗。”

  手里的病历夹差点掉在地上。我稳住心神，问：“他家属呢？”

  “刚才在办手续。”

  心跳突然加速。七年了，是她吗。

  我走到心内科ICU时，一眼就看到了她。

  站在护士站前，穿着米色的风衣，长发微卷，比以前瘦了，也成熟了。侧脸的轮廓更加清晰，眼神里有一种我陌生的锐利——那是经年累月在法庭和谈判桌上打磨出来的光芒。

  她抬起头，看到我的瞬间，整个人僵住了。

  我也僵住了。时间仿佛被拉长，又仿佛被压缩。七年的光阴，八千英里的距离，在这一刻坍缩成四目相对的瞬间。

  她眼里的情绪很复杂——震惊，慌乱，愧疚，还有我看不懂的疏离。

  而我呢？我该用什么表情面对她？笑？太假。冷漠？太刻意。

  最终，我选择了职业性的平静。就像对待任何一个病人家属，冷静，专业，保持距离。

  “3床新病人的病历给我。”我对护士说，声音平稳得自己都惊讶。

  看完病历，我抬起头，目光扫过她。她还在看我，手指紧紧攥着一沓文件，指关节发白。

  “江屿。”她叫我，声音干涩。

  我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我爸爸……拜托你了。”

  我侧过头，余光扫了她一眼：“我会尽力的。”

  然后我推开ICU的门，走了进去。门在身后关上，隔绝了她的视线，也隔绝了我翻涌的情绪。

  手术台前我可以冷静地切开胸腔，缝合血管，但面对她，我所有的专业训练都失效了。心跳快得像刚跑完五公里，手心里全是汗。

  我深呼吸，强迫自己专注。苏伯伯的情况很不乐观，ECMO已经上了，但心肌损伤严重。接下来的48小时是关键。

  查完房，我走出ICU。她还在，坐在家属休息区的沙发上，蜷缩着，像一只受伤的小兽。

  我走过去，在离她一米远的地方停下。这个距离很安全，不会太近，也不会太远。

  “苏伯伯的情况暂时稳定了。”我说，语气像在念病历，“大面积心肌梗死，目前靠ECMO维持。如果顺利，72小时后可以尝试撤机。”

  “撤机成功的概率有多少？”她问，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50%左右。”我推了推眼镜，“即使撤机成功，后续的康复也非常漫长。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知道了。”她低下头，“谢谢你。”

  “应该的。”我说，“我是他的主治医生。”

  接下来，我交代了探视制度，告诉她可以找护士或者找我。说完，我转身要走。

  “江屿。”她又叫住我。

  我停下，没有回头。

  几秒钟的沉默。我能听见她的呼吸声，轻微，颤抖。

  最终，她只说了句：“麻烦你了。”

  我点点头，迈步离开。

  走廊很长，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响。每一步都像踩在回忆上——九岁初见的午后，十二岁她发烧的夏夜，十八岁生日那晚的告白，还有机扬大屏幕上那行“已起飞”。

  七年了。

  她回来了。以这样的方式，在这样的时刻。

  而我，还是当年的我。守着医院，守着手术台，守着一份从未说出口的等待。

  深夜，我还在办公室写病历。电脑屏幕的光刺得眼睛发酸。窗外，北京的夜空没有星星，只有远处高楼的灯火，明明灭灭。

  护士敲门进来：“江医生，3床的病人血氧有点下降。”

  我立刻站起来，冲进ICU。苏伯伯的情况确实不稳定，ECMO的参数需要调整。我和值班医生忙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把指标稳住了。

  走出ICU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家属休息区还亮着灯，她还在。

  蜷在沙发上，睡着了。眉头紧皱，即使在睡梦中也不安稳。灯光照在她脸上，眼下有浓重的青黑，显然很久没好好休息了。

  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想起她小时候，每次生病睡着了，也是这样皱着眉头。我会坐在床边，轻轻抚平她的眉心，说“晚晚不怕，哥哥在”。

  现在，我不能了。

  我们之间，隔了七年时光，隔了大半个地球，隔了太多没说出口的话和无法挽回的决定。

  我轻轻走过去，从柜子里拿了条毯子，盖在她身上。

  她动了一下，没有醒。

  我转身离开，轻轻带上门。

  走廊里，值班护士看到我，小声问：“江医生，那是你亲戚？”

  我沉默了几秒，说：“不是。”

  “那你们……”

  “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我说。

  很久没见。久到已经忘了该怎么相处，该怎么说话。

  久到连“你好吗”这三个字，都显得太过沉重。

  回到办公室，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七年了，晚晚。

  你终于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