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县里来人

  院门上的铁环“咔哒”一声合上，父亲把钥匙在掌心里转了半圈，又塞回腰间的小皮套。院子里还没亮到最盛，风先到了，沿着土墙缝钻进来，把晾在绳子上的布角吹得轻轻摆。

  阿古站在门里，盯着那条绳子看了一眼——课堂的那一边，成人工坊的这一边，线早就画过了，可今天不一样：这条线要让外人看见。

  站长昨晚留的那句话还在耳边：“县里下周安排小范围观摩，人不多，看你们能不能照着清单做一遍。”

  父亲嘴上没说紧张，动作却比平时更慢、更稳。

  他把工具柜的锁又摸了一次，像确认某种秩序还在。爷爷把那只木盒从柜子后面挪出来，没打开，只把印刷好的“公开纹样卡”放进小盒子最上层，再盖回去。

  阿古看着这一切，没有催，也没有再讲“意义”之类的话，只把今天要用的那套“样本”搬到桌上：盒子、说明卡、编号贴、封签、盖章记录页，一件件摆开，像要把院子里最硬的东西摆到台面上去。

  上午十点不到，周楠发来消息，说他们已经到镇上。周楠带来的不是热闹队伍，只两个人，一男一女，背着包，手里拎一卷薄薄的纸，像来做作业的。

  车停在巷口，他们没往院里闯，先在门口站了几秒，抬头看院墙、看门楣、看风向。周楠跟阿古握了手，第一句不是夸“好看”，也不是问“故事”，而是问：“你们那条绳子还在吧？今天就按这条绳子走，路线别乱。”

  阿古点头，把人带进院子。周楠扫了一眼课堂区，没往里走，只站在绳子外侧看了看桌椅摆放，又看了看墙上的公示牌，问得很直接：“孩子不出镜，还是坚持？”阿古说：“坚持。”周楠“嗯”了一声，像把这条底线记进脑子里，然后才展开那卷纸。

  纸上不是花里胡哨的设计图，几条粗线标出院子里的走向：门口第一眼看到什么，第二眼看到什么，最后停在什么位置。

  女同事用笔在纸上点了三处，跟阿古确认：“这里放你们的规矩纸；这里放样本展示；这里留一块空，不摆任何成品，给人站着问话用。”她说得很平常，却把“看得懂”这件事落到具体地方。

  父亲在旁边听着，忍不住插一句：“空着不浪费吗？”周楠抬头看他：“不浪费。县里来的人，最怕挤，挤了就乱拍、乱摸。你们不怕人看，就怕人看得太近。”父亲听完，嘴唇动了动，最后没再争。

  他们只在院子里待了半小时，没拍微距，也没掀盒子。周楠要的照片很少：门口远景一张，工具柜远景一张，盖章记录一张，样本摆台一张。女同事拿手机拍完就收，拍之前还问一句：“这张能拍吗？”阿古说能，她才按下快门。她拍完最后一张，又指了指那条绳子：“绳子别撤。到时候有人想‘顺便看看孩子’，你就指绳子。”阿古说：“我懂。”

  周楠走前把一张纸递给阿古，纸上写的不是大计划，只是几句很短的提示：观摩当天不讲故事，讲流程；问到孩子就重复一句“公益课不收费不售卖”；问到纹样就出示公开卡，不出原册；问到数量就说“按节奏供货，扩量不破边界”。阿古看完，折好放进兜里。

  周楠的人走了，院子又安静下来。阿古把样本重新封好，叫上父亲和爷爷，把“观摩用的一套流程”再走了一遍：门口先给人看规矩纸和分区牌，进门不绕去课堂，先到成人工坊，示范只做一小段，不拆解不解释细节；成品摆台只摆三样，编号贴在侧边；说明卡放在盒里最上面，盖章页放在透明夹；提问统一由阿古回答，父亲和爷爷只讲“我们按这个做”，不临场加戏。流程走完，父亲忽然笑了一下：“以前我们学艺，怕的是手不稳。现在怕的是嘴不稳。”阿古回：“嘴稳就是规矩。”

  观摩那天来得比想的早。天还没到正午，巷口就响起车门声，脚步声一多，院子里的风都像被压低了。站长先到，没进门就喊：“人不多，别慌。”跟着进来的，是县里文化口的两位干部、镇上负责联络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拿着本子的小伙子，说是做记录的。人确实不多，却每个人眼睛都很亮，像带着一套问题来。

  阿古把门口那张“规矩纸”往前挪了一点，让他们第一眼就能看到。领头的干部没急着进院，先把纸读了一遍，问：“这上面写‘课堂公益不收费不售卖’，这个怎么保证？”阿古没绕弯：“课堂不出镜，不进货，不做订单。课堂材料由我们自备，孩子做的东西不离开学校，不进盒子，不贴编号。我们卖的是成人工坊做的，成人工坊每一件都贴编号，有劳务记录，有盖章记录，可追溯。”

  他说完，把透明夹里的记录页递过去，对方翻了两页，抬头又问：“你们怎么防止别人把孩子的东西拿来当卖点？”阿古指了指绳子：“绳子和牌子在这儿。谁越线，谁就违规。我们自己先守住。”

  那位做记录的小伙子听到“越线”，下意识把手机举起来，像想拍点现场。站长在旁边咳了一声，小伙子手一顿，眼睛飘向领头干部。领头干部没说允许，只问阿古：“拍不拍？”阿古说得很短：“远景可以，细节不拍，孩子不拍。”领头干部点头：“按你们的规矩来。”小伙子这才把镜头抬高，对准门口的远景拍了一张，立刻收回。

  进院之后，阿古按周楠给的路线走。第一站是工具柜和材料柜。父亲站在旁边，钥匙掏出来，先给他们看封签完整，再开柜。柜门打开，里面摆得整齐，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看得明白”：哪一格是课堂材料，哪一格是成人工坊材料，标记一眼就能分清。领头干部看了一圈，没伸手摸，只问：“你们以前家里做活，哪有这些标记？”父亲愣了愣，最后说：“以前就靠记性。现在有人来看，就得靠纸。”这句话比任何解释都更让人信。

  第二站是成人工坊的示范。阿古没让父亲和爷爷同时上手，只让父亲坐下，做一小段花毡的收口，手稳、动作干净，做完就停。爷爷在旁边拿银锤敲了两下，不是做完整件，只演示“怎么把纹路压出来”。领头干部看着那两下银锤，问：“这东西能不能机器打？”爷爷没急着反对，只说：“机器能打形，打不出手感。我们这条路不是去跟机器抢快，是把手里这点真东西做稳。”阿古接过话：“包装可以工业化，介绍可以工业化，流程可以标准化，手艺本身我们不吹‘多神’，但要守住质量。”

  问答到这里，旁边那位镇上的工作人员忽然笑着说：“你们要是能把这套做成别的村也能学的，就成了。”阿古听到“别的村也能学”，心里一紧——这既是机会，也是压力。领头干部像看出他在想什么，继续问：“你们能不能复制？”

  阿古没说“能”，只说“能做成模板”，然后把那套“渠道素材包”的文件夹拿出来，打开给他们看：远景照片、三十秒视频、短口径介绍、说明卡样稿、公开纹样印刷卡、借样说明模板、交接登记验收页。所有东西都压在一个夹子里，没有花，只有实。领头干部翻了几页，停在“借样说明”那一段，读到“不拆解测量、不拍微距、不转借第三方”时，抬头问：“写这么硬，会不会把合作的人吓跑？”阿古说：“合作不是靠胆子，是靠边界。边界写不硬，后面就守不住。”

  他们在院子里走完一圈，用的时间不长，却把关键问题问了个遍：供货节奏、材料来源、劳务记录、票据、说明卡口径、孩子课堂的边界。阿古每问一件就给一张纸，不给长解释。父亲一开始紧，后来发现对方不是来挑刺，而是来确认“你们有没有底”，肩膀慢慢松下来。

  临走前，领头干部站在门口，回头看了看那条绳子，又看了看摆台上的样本，问阿古：“你们下一步怎么走？”阿古把话说得很实际：“先把第二批二十套按期做完，标准样本做出来。周楠那边会给我们一版包装和摆台的草图，我们按草图把盒子、说明卡、编号贴统一。县里如果要我们去做展示，我们可以借样，但按借样说明走，不离开边界。”领头干部点点头：“行。你们别急着大。稳住，县里就敢推。”

  车队走后，院子里又只剩下风。父亲把柜门关上，锁好，钥匙挂回腰间，站了一会儿没动。爷爷把木盒推回去，动作比早上轻。阿古收拾桌上的文件夹，脑子里却在盘算：县里这一趟过了，眼睛会更多，问的人会更多，想“顺便”的人也会更多。可他也清楚，事情终于从“他们自己讲”变成“有人愿意按他们的规矩看”。

  下午，站长又折回来一趟，把一张通知塞给阿古：“县里下周会在文化馆那边搞一个小展示，给市里来的几个人看看。不是公开活动，不卖票，不搞直播。你们要出一套样品包，按你们借样说明走。我会派人跟车，交接登记都签。”他说完又补一句，“还有，你们这套模板，县里想拿来给别的点位做参考，先试两家。你们要是愿意，过两天去县里开个小会，讲讲你们怎么分区、怎么记录。”

  “讲讲”两个字落下，父亲立刻皱眉：“我们会讲什么？我们就是干活的人。”站长看了他一眼：“你们会讲‘怎么不乱’，这就够了。”父亲被堵得没话，最后只问：“那孩子那边——”站长摆手：“孩子那边谁也别碰。我跟县里说清楚了，公益课是公益课，展示是展示，别混。”

  第三天，站长安排的“去县里开个小会”比阿古想的更像一次实战。车是镇里借的面包车，车厢里先铺了厚布，再把样品箱、文件夹、备用封签、备用说明卡一股脑塞进去。父亲一路都没怎么说话，只在出镇口时回头看了一眼院门，像怕自己一转身，院子就被风吹散。阿古把车窗关严，怕尘土落进箱子里，也怕父亲那点紧张被风吹得更乱。

  到县城时，太阳已经偏西。文化馆在一条新修的路边，门口的旗子被风拉得很直。站长带着他们从侧门进，不走正门，省得碰上不该碰的人。馆里负责对接的工作人员姓马，年纪不大，说话却利落：“你们这套东西我看过照片，明白。今天就两件事：一是把你们的摆台位置定下来，二是把借样和交接的手续走完。别的都不急。”

  马工把他们领到一间不大的展示厅，四周墙面干净，中间摆着几张白色台子。台子一看就“规矩”，边角都方正。黄毛一脚踏进去，又赶紧收回，像怕踩脏。阿古没去评价环境，只先问：“这里有没有监控？有没有人值班？外人能不能随便进？”马工指指角落：“有监控，值班也有，但你们的箱子我们不留夜，展示当天你们跟着，结束就带走。钥匙你们自己拿，别人不碰。”

  说到这里，父亲的眉头才松一点。他把样品箱放到台子旁边，没有立刻打开，只把借样说明递出去：“我们按这个走。”马工接过，读了一遍，笑了一下：“写得够硬。”他抬头问：“能不能加一条‘不得销售’？有些人见了喜欢，会现场问价。”阿古点头：“加。”他拿笔在纸上补了一句，字写得不花，却很清楚。

  定摆台的位置时，马工提了一个建议：“你们能不能在旁边放一块介绍板？不长，两三百字，让人知道你们是谁。”父亲听见“介绍板”，下意识要说“我们不会讲”，阿古先接过话：“可以，但只写事实，不写故事，不写煽情。”马工点头：“行。你们这套路子我懂，写事实最省事。”

  他们正说着，门口进来两个人，一看就不是县里的人，背着相机，脖子上挂着工作牌。马工一愣，赶紧上前问：“你们怎么进来的？”其中一个笑着说：“我们是市里过来提前踩点的，听说这里有个‘很火的手艺点位’，想拍点素材。”他边说边把相机举起来，镜头已经对准了台子边的样品箱。

  黄毛一步就挡上去，没吵，只把身体挪到镜头前。阿古也没发火，直接把借样说明递到对方面前：“这里写了，不拍细节，不拍课堂，不拍纹样微距。你要拍，按我们的远景素材拍。”对方把说明扫了一眼，笑意淡了些：“我们拍远景没价值啊。”阿古说：“那就不拍。”他说得平稳，像在念一条规定。

  马工见气氛有点僵，赶紧打圆场：“今天不是公开拍摄日，你们先回去联系。要拍，走流程。”那两个人互相看了看，没再争，嘴里嘟囔着“太谨慎”，转身走了。门关上那一刻，父亲吐出一口气，低声说：“真有人拿相机就想拍。”阿古回：“所以我们才写纸。”

  小会在文化馆的会议室里开。来的不止他们一家，还有两家做土陶和木作的点位负责人。领头干部坐在前面，开场没讲大道理，只说一句：“这次我们要做的是把东西做稳、做明白，让市里一眼看懂。谁做得明白，谁就先走一步。”说完，他点名让阿古讲讲“分区”和“记录”。

  阿古没准备长发言，他把那套文件夹摊开，先让大家看规矩纸，再把分区牌、编号贴、盖章记录、借样说明一页页翻过去。他讲得像在教人干活：先把课堂和工坊分开，再把工具和材料分开；先写清楚什么能做，再写清楚什么不能做；先把编号贴在侧边，再把封签贴在盒口；来人先看纸，再看物；问到孩子就回“公益课不收费不售卖”；问到纹样就出示公开卡，不出原册。说到最后，他补一句：“写纸不是为了防人，是为了防自己临场乱。”

  那两家点位的负责人听得很认真。做土陶的那个大叔忍不住问：“写这么多，会不会太麻烦？”阿古没说“应该”，只说：“你麻烦一次，后面少麻烦十次。你不写，别人替你写，写的就不一定是你要的。”领头干部听完，点了点头：“这句话记下来。”

  会开完，领头干部把阿古留下，单独说了个更实的安排：市里那边下个月有一个小型的对外交流活动，需要几件“能代表地方但不引争议”的手工艺展示品，县里想把哈拉乌孜这套推上去，但前提是你们必须把标准样本、说明卡口径、交接手续全部做成模板，能让别的点位照着做。阿古听到“下个月”，心里瞬间算出时间：二十套试供要按期做完，标准样本要做得更稳，还要准备展示当天的看护和撤场。他没说“没问题”，只说：“我们按节奏走，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不硬撑。”

  领头干部没逼他，只给了一句：“你们稳住，县里就敢把你们往前推。你们一乱，县里就只能把你们按回去。”这句话说得很冷，却很真实。阿古点头，心里明白：这不是某种荣耀，是一种被放大后的考验。

  回镇上的路上，车厢里更沉。黄毛坐在后排，一直盯着样品箱，像盯一只会飞走的鸟。父亲忽然开口：“他们说‘推上去’，是不是就要更多人来我们院子？”阿古看着前方的路，回得很实：“会有。但来的人越多，我们越不能乱。院子还是院子，规矩还是规矩。谁来都按规矩看。”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以前我总觉得，手艺在院子里就够了。现在才发现，手艺走出去，院子反而更要站住。”阿古没接“感慨”，只说：“那就把院门锁好，把账做清，把手艺做稳。”

  到家时已是夜里。爷爷没睡，在炕边等他们。阿古把县里的安排说完，爷爷只问一句：“原册子还锁着吧？”阿古说：“锁着。”爷爷点头：“锁着就好。外头再亮，也别把根翻出来晒。”父亲听着，没再反驳，反而把两串钥匙在桌上摆平，像给自己也摆了个位置。

  他们没在夜里继续讨论“要不要更大”，只把第二天要做的事确认了一遍：二十套试供按原三样稳做，标准样本再做一套备用，说明卡换新版本，借样说明加“不得销售”，展示当天只带样品和文件夹，不带原册子，不带课堂材料。确认完，阿古把那只样品箱推到床脚，靠着墙放好，像把一个门槛先立起来。

  第二天一早，阿古带父亲去镇上的打印店，把新的说明卡和公开纹样卡再印一批。打印店老板见他们又来，已经不皱眉了，反而问：“这回又要上哪儿？”阿古没说“市里”“大展示”这些词，只说：“县里要看。我们按规矩走。”老板听完“按规矩”，笑了笑：“你们这话说多了，我都记住了。”

  回院子时，爷爷已经把材料按成人工坊的用量分好了，课堂那一份锁在另一柜里，钥匙挂在另一串上。父亲看见两串钥匙，忽然问阿古：“你以后要是常往外走，这两串钥匙谁拿？”阿古没立刻答。他知道父亲问的不是钥匙，是院子，是这条路到底由谁守。阿古把其中一串递给父亲：“课堂那串一直你拿，成人工坊这串我拿。谁也别乱换。”父亲接过去，指节捏得发白，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晚上，阿古一个人把那套标准样本又检查了一遍。盒子里东西不多，却每一样都在固定的位置：最上面是说明卡和盖章记录页，下面是成品，侧边是编号贴，封签贴在盒口，公开纹样卡单独放在透明袋里，袋口贴着“仅展示用”。他合上盒子时，听见院门外有脚步声，抬头看见父亲站在门边，没进来，只说一句：“明天去县里，路上别急。箱子比人重要。”阿古回：“我知道。”

  县里来人那一天，院子没热闹，路却像被推开了一点点。他们不是被叫去“讲一个好听的故事”，而是被要求把“能复核的事”做得更稳、更清。阿古把样品箱放到床边，拉上拉链，手指在封签上按了一下，像按住一口气。他明白，从明天起，他们要走出院子，走到更亮的地方；但只要这套规矩跟着走，院子就不会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