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从院门到街口

作者:自牧余生
  试点小组的第一轮课结束后,院子里很快找回了它惯常的节奏。

  不同的是,每到周三和周六的下午,巷子里的脚步声会准时起一小阵波浪,七张熟悉的脸像约好了一样出现在门口,书包挨着墙一放,鞋在门槛上一蹭,整个人就钻进了屋里。

  “书包先放这边。”爷爷已经不再多解释,只用脚尖点点屋角那一排整齐的包,“先把今天的作业写完,手才可以碰毛。”

  桌子被拖到院中间,几把椅子围着搭出一块简易的“作业区”。孩子们一屁股坐下,摊开本子,有人叹气,有人哼歌,有人一边写一边回头看屋里那块花毡,眼神不停往那边飘。

  起初没人喜欢这个新规定。艾力写字总是飞快,刚写两行就开始抱怨:“爷爷,我数学写完了,可以先进去看一眼吗?语文回家再写。”

  “不行。”爷爷在一旁削铅笔,头也不抬,“今天的字你要写到这条线,一点都不能少。手里的字写不稳,手上的线肯定抖。”

  艾力撇撇嘴,只好把笔再按回本子上。

  坐他旁边的阿依娜本来就写得细,一笔一画按着格子慢慢填。她什么都不说,只是先把今天的汉字一页、英语一页按顺序写完,写完才悄悄抬头,看一眼屋里那块花毡,像给自己一个奖励一样。

  努尔兰最难熬。他数学还能忍,写到作文题目的时候就有些绝望,一边挠头一边看门外的银桌。他被爷爷抓到视线飘过去的方向,干脆被拉到门边一张小桌旁坐下:“你就在门口写。写完了,抬头就能看到锤子。”

  小桌紧挨着银桌,他一写完一行,就忍不住抬头瞄两眼工具,一边瞄一边加快速度。

  等最后一个字写完,爷爷才伸手把他的本子抽走,翻了翻:“字丑得很,但勉强看得懂。收起来,进屋。”

  这样的日子连着过了两周。孩子们慢慢熟悉了这个节奏,抱怨声越来越少。有人干脆提前在家写一半作业,来这里只写剩下一小块,好让自己能早点坐到花毡跟前,多看几眼。爷爷嘴上说“别耍小聪明”,手上却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让他们有地方摊本子。

  真正的阻力不是来自孩子,而是来自门外的大人。

  一个黄昏,摊位收得晚了些,街口还围着几个人聊天。艾力背着书包从学校跑过来,远远看见爷爷站在摊后,脚步刚想往巷子里挪,就被他妈一把拎住衣领。

  “作业写完了没有?”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天天往你们那院子跑,考试要考不过了,你爷爷管得住你吗?”

  “在他家写啊。”艾力挣了挣,“以前在家写,叔叔天天喊我去帮忙卖馕。”

  “现在呢?”她反问,“你在他家写,就没人喊你干活了?”

  旁边有人插嘴:“孩子在那边拆拆羊毛、敲敲锤子,也没坏事。”

  “拆羊毛能上大学啊?”她噎回去,“以后高考考不考拆羊毛?”

  几个人哄然笑起来,笑声里有一半是调侃,一半是发泄。有人说“现在啥都往非遗上靠”,有人说“孩子成天玩这些,以后干脆别考学了”,说完又自己摇头:“话是那么说,谁家不要娃好好读书呢。”

  爷爷听着,嘴上没回话,只是把摊上一只银镯翻过来又翻过去。

  等人散得差不多,他才慢慢收拾东西回家。一路上都没多说什么,进院后把花毡上落的灰轻轻拍了几下,叹了口气:“他们说得也不是没道理。”

  那天晚上,父亲在桌边摊开一个旧本子。“你说得对。”他说,“不能只管自己图高兴,得把孩子成绩也算进去。不然家长心里不舒坦。”

  爷爷坐在炕边,靠着墙问:“你想怎么办?”

  “改时间。”父亲说,“以后就定周三和周六两天。周三只来小组的人,周六可以开一点点口子,有别的想来的,一块来。每次不超过一小时。进屋之前,谁也别碰羊毛,先把当天的作业写完。”

  他一边说,一边在本子上画线,一条线代表一天的时间,分出白天、晚上,标出哪段给学校,哪段给家里,哪段给学艺屋。线拉得歪歪扭扭,却一目了然。

  “写完作业,手就慢了。”爷爷不很甘心。

  “写完作业,家长才能放心。”父亲说,“再有就是,咱们给每个孩子记一本册子。哪天来、干了啥、作业写得咋样,记清楚。家长来问,你把小本子拿出来给他看。”

  爷爷愣了一下:“你让我这把年纪写报告?”

  父亲笑:“你不会写,我写。你只管说,我帮你记。”

  夜色渐浓,院子里只剩下一盏灯的亮光。爷爷抽着烟,看着儿子在本子上画来画去,心里头那股不服气的劲儿慢慢卸下去一点点。他知道,时代变了,光靠一张老脸和几十年手艺,不够说服那些手里握着卷子和成绩单的家长。要想让孩子留下来,得让孩子的爹妈也觉得这屋子“算数”。

  几天后,新的节奏就这样生硬地推开了。

  一个周六的早晨,院子里比平时热闹一些。爷爷一大早把院门扫一遍,把长桌拖到门口,再把一叠练习本和几支备用铅笔摆好。父亲在银桌旁收拾工具,只留下最安全的几件,其他的都收进柜里上锁。

  孩子们陆续来了。艾力照旧第一个冲进巷子,书包甩到椅子上,刚想往屋里钻,爷爷一声:“回来!”

  “干嘛呀?”他不服气,“我上次作业写得很快。”

  “写快不代表写完。”爷爷指了指桌子,“先坐下。”

  艾力嘀咕几句,还是乖乖坐到桌边,把本子摊开。其他孩子陆续过来,一圈围着桌子坐下。有人抱怨今天风大,纸被吹得乱飞,爷爷干脆从屋里拿出一块旧花毡压在桌子一侧,让边缘垂下来压纸角。

  “今天谁先写完,谁先进屋。”父亲在旁边添了一句,“但谁写得乱,进去也只准看,不准动。”

  这句话像根看不见的绳子,把几颗心拴住了。平时写作业磨磨蹭蹭的艾力难得认真,一行一行地把字写下去,不敢偷工减料;阿依娜照旧慢,只不过比以前少了几次发呆,写完一页就自己检查一遍。不用人催,时间到了,几本作业本基本都写完了大半。

  爷爷拿起其中几本随便翻了翻,嘴里嘟囔:“字还是不好看。”话说得严厉,眼神却缓了几分,“收起来,进屋。”

  进屋之后,活就分得更细。拆毡子的一角留给手稳的,像阿依娜和那个戴头巾的小姑娘;线团交给艾力,他拆惯了,总能把打结的地方耐心拽开;努尔兰被派到院里跟父亲一起磨一只废银片,用砂纸把边缘磨圆,免得以后锤子敲下去扎手。

  孩子们不再像第一次来那样东一窜西一窜,而是在自己那一小块范围内忙着。偶尔抬头,一屋子都是低着头的背影,阳光透过窗子落在他们肩头,毛屑在光里浮浮沉沉。

  这新节奏刚磨合大概一周,门外的质疑又换了一个花样。

  那天午后,艾力写完作业,刚端着本子要让爷爷检查,馕摊那边突然传来他妈的喊声:“艾力——”

  声音穿过两条巷子,硬生生把他从屋里拽了出去。他怔了怔,把本子放下,跑到门口探头:“妈,我在写作业呢。”

  “作业写完到这边来一趟。”她在街口叉着腰,“有话跟你说。”

  艾力只好跑过去。母亲没有当街训他,只压低声音问:“你最近是不是天天来这儿?老师跟我说,你每周两天在学艺屋。你作业写得完吗?考试要来了,你心里一点数都没有?”

  “我在这儿也写作业。”艾力解释,“爷爷他们也看。写完了才能拆毡子。”

  “写完了还能干别的,你以为你自己是铁打的?”她忍不住翻白眼,“你叔叔说了,让你放学回来帮忙卖馕,你天天往这边跑,家里那摊谁照看?以后你是打算在这儿拆毡子还是将来出去打工?”

  艾力沉默了一下,小声说:“我可以周三去你那儿,周六来学艺屋……”

  话没说完,就被打断:“你一个小孩知道啥?现在读好书要紧。你要再这样,期末考不好,你看我收拾不收拾你。”

  这话说得不算太重,却像一桶凉水泼在他头上。他灰着脸回到院子里,爷爷看出了不对劲,只问:“你妈说啥?”

  “说以后别总来。”艾力低着头,“说要考不好。”

  爷爷“哦”了一声,没有马上安慰,也没立刻表态,只把本子翻开看完,一页一页看过去,发现字写得并不比以前差多少,甚至还规矩了些。

  “你妈怕你累。”他最后说,“怕你两头都顾不上。”

  “那我怎么办?”艾力抬头,“我又想来这儿,又想考好。”

  爷爷没回,晚饭后才把这事讲给父亲听。父亲叹了口气:“家长有家长的难。咱们不能硬挺着说‘不许孩子听他妈的’,那样我们就成坏人了。”

  “那就不开门?”爷爷问。

  “不是不开门。”父亲说,“是得让他们看见,孩子来这儿不是‘逃作业’,是有安排的。”他想了想,“那小本子得真用起来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把每个孩子来的时间、写作业的页数、拆毡、磨银的内容都仔仔细细记在本子上。爷爷负责说,父亲负责写,写得歪但清楚。某天放学后,艾力妈又来街口拦住孩子,这一次,父亲主动把小本子递过去:“姐,你看一眼。艾力哪天来、写了几页、做了些啥,都在这儿。”

  她半信半疑地翻了翻,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一行行:某月某日,艾力先写完语文、数学作业,再拆毡一角,帮忙捡毛;第二周,先写完两页练习,再帮爷爷把线团理顺……每条后面还有一个简单的注脚:“作业完成”“字潦草,下次注意”。

  她看了几秒,脸上神色复杂:“你们真写这么细?”

  “写得细一点,你才放心。”父亲说,“我们也怕带坏孩子。以后期末考成绩出来,你也看看,看他在这儿两天,是不是比以前差得多。”

  她“哼”了一声,把本子推回去:“要是差得多,你们别怪我来骂人。”

  话虽如此,脚步明显比上次轻了许多,她没有再拉着艾力往回拖,只说:“今天你回家帮你叔卖会儿馕,明天再来。”

  这小小的妥协,让这条线没那么快断。至少在接下来的几周,艾力还是按时出现在学艺屋,只是偶尔会多帮家里跑几趟摊点。爷爷有时候在街口看见他忙进忙出,只远远喊一句:“慢点跑,别摔了。”

  从屋里到家里,再到街口,这条线就这样一边伸一边被拽着,没断,却很紧。

  新的安排慢慢推着孩子们走得更远一点。有一个周末,爷爷照旧让他们先写完作业,写到一半,突然说:“今天不急着进屋。写完作业的人,先去街口帮你们阿古爸看摊。”

  几个孩子一愣:“我们能帮啥?”

  “帮着把人看清楚。”爷爷说,“谁停在摊前久一点,谁只看不买,谁拿了就走。你们记下来。”

  他说着从抽屉里拿出几本小记事本,塞到他们手里:“别乱写,想明白了再记。晚上回来看你们都写了些啥。”

  孩子们写得更快了。不到一个小时,本子陆续合上,他们跟在父亲后头,一起往街口去。摊位两侧被早市的余温烤得有些暖,花毡照旧铺在桌上,银镯、耳坠、戒指一排排摆开。父亲把最靠里的一张小凳挪出来,让孩子坐在一侧:“你们就在这儿看。看得出什么就记,啥都看不出就写‘看不出’。”

  刚开始,孩子们的观察几乎全是“谁穿什么衣服”“谁帽子好看”。一个穿黑夹克的中年汉子在摊前停了足足两分钟,翻来翻去看花毡的边角,最后什么也没买走。艾力在本子上写:“一个穿黑衣服的叔叔,看了很久,皱眉,不买。”

  一个哈萨克大叔牵着孙子路过,孙子一眼看中一只银镯,大叔皱眉摇头,两人还争了几句,大叔最后拍了拍孩子脑袋,快步走开。努尔兰写:“一个爷爷和小孩,小孩想买,爷爷不让。”

  还有几个外地来的游客模样的人,背着相机在摊前拍两张,就匆匆走开,嘴里说着他们听不懂的普通话,最后只在街尾那个卖干果的摊上多停留了一会儿。

  晚上,回到院子里,父亲把几个本子拿来,摊在桌上看。“你们看见啥?”他问。

  “他们都喜欢看边上的花。”阿依娜说,“很少有人一上来就看中间的那块。”

  “很多人只看不买。”艾力抢着说,“站那儿看半天,嘴里说贵。”

  “有个人拿过一只银镯子,戴上又取下,戴上又取下。”角落里的小姑娘小声补充,“我记了他三次。”

  父亲点点头:“这就是你们看出来的东西。这跟你们在屋里拆花、画线一样,都是练眼睛。”

  爷爷在旁边笑:“你们在这儿一天,看得比我还细。”

  那天之后,孩子们偶尔会自己跑到街口去站一会儿,不再只盯着自己的本子,而是顺着花毡的边看人的眼神。街坊们起初觉得好玩,笑着问:“你们这是在查户口?”渐渐地,习惯了孩子们在摊位一角拿着小本子写写画画,偶尔还会问一句:“你记我啥了?”

  有一次,隔壁卖皮具的哈萨克大叔看他们在这边忙,忍不住把自己的摊子往旁边挪了挪,对父亲说:“你们这边这么热闹,我那边也沾点光。”

  孩子们很快把视线转向他那一摊,有人在本子上添了几句:“有很多人摸皮带,说摸上去软。”

  大叔看了哈哈大笑:“那下次我就在牌子上写‘摸起来软’。”

  不知不觉间,学艺屋的那点热乎劲儿从屋里溢了出来,沿着孩子们的脚步,从院门口延伸到整条街口。花毡、银饰、皮具、干果摊,彼此之间有了新的缝隙可以对话,不再只是各守各的老位置。

  正在他们磨合出这一点点新味道的时候,外面的目光又一次落下来。

  那天中午,站长一边走一边擦汗,急匆匆跑进院子:“大叔,下午有客人要来,你们收拾收拾。”

  “啥客人?”爷爷问。

  “县里的。”站长压低声音,“文旅局说要看几个‘少年实践点’和‘非遗体验点’,上面让他们报几个地方,他们就想到你们这儿。”

  “又要拍照?”爷爷皱眉,“上次那一拨拍得我们眼睛都花。”

  “这次可能会认真一点。”站长说,“不过你放心,人不多,就两三个年轻人,带个相机。你们该干啥干啥就行,别特意摆。”

  爷爷“哼”了一声:“我们这儿本来也摆不出啥花样。”

  下午,太阳西斜时,几辆车在镇口停下。

  从车上下来两个年轻干部,一个背着单反相机的姑娘,还有一个拿着文件袋的男青年。站长在街口迎上去,远远指着学艺屋的方向说:“我们这边有个小点,最近孩子常来。”

  他们没有马上冲到摊前拍照,而是沿着巷子慢慢走过去,边走边看墙上的弯线,顺带跟站长聊两句这条街的情况。走到院门口,刚好赶上几个孩子在院子里的桌上写作业。

  “这就是?”其中一个男青年压低声音问。

  “嗯。”站长笑,“他们每周两次,先在这儿写完作业,再进去学。”

  他们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并没有立刻进屋。

  院里,孩子们对新来的大人多看了两眼,很快又低头写字。爷爷靠在门槛边,眼睛不急不慢地扫过去,对他们点点头:“进来坐。”

  几个人脱了外套,客客气气地进了院子。

  相机姑娘本能地举起相机,又被同事轻轻拉了一下:“先别拍,看看。”

  他们走到长桌旁,看孩子们写的字,有的写得歪歪扭扭,有的整齐。男青年顺口问艾力:“你在这儿写完,还回家写吗?”

  “回家改错。”艾力抬头,“爷爷说错了要改。”

  “那你在这儿最喜欢干啥?”他又问。

  艾力没多想:“拆毡子。刚开始不敢拆,现在敢拆了。”

  这句话惹得一圈人笑。相机姑娘忍不住举起相机,给他拍了一张。男青年在本子上写下几个字,不知写了什么,盖住给他们看。

  作业写完,孩子们按之前的节奏进屋。

  几位干部站在门边看爷爷怎么让孩子们围着花毡坐下,怎么让他们摸一摸边上的线、看一看中心那个花,再看看那一摞夹在抽屉里的画纸。父亲把那本记着孩子出勤和活动的小册子拿出来摊在桌上,让他们自己翻。

  “你们每个孩子都记?”相机姑娘有些惊讶。

  “不得不记。”父亲说,“家长要看,我们自己也要心里有数。”

  男青年翻到一页,上面写着:“某月某日,艾力,作业完成一页数学一页语文,拆毡一角,捡毛,帮摊位记人。”他抬头问:“这最后一句‘帮摊位记人’是啥意思?”

  “就是让他们去街口看,看谁停在摊前。”父亲笑,“练练眼睛。”

  “那……你们觉得这几个孩子有变化吗?”他又问。

  爷爷想了想:“胆子大的,手变稳了。胆子小的,说话比以前多一点。”

  文旅局来的几个人在院里转了一圈,又到街口看了一会儿,看看孩子们记的那个小本子。相机姑娘拍了几张摊位的照片,特别拍下了那块写有“学艺体验点”的铁牌,又拍了牌子下面那几双小鞋印,鞋印在灰土里杂乱却扎实。

  他们走的时候,没有当场说出什么结果,只留下几张表格。

  “你们要是愿意,可以填填。”站长把表格交给父亲,“这是申报‘少年实践点’的。填上去,他们会再来看几次,不一定马上定,但至少会记着你们。”

  爷爷接过表格,皱起的眉头久久没舒开:“这玩意儿咋填?”

  父亲嘿了一声:“这些就交给阿古。反正他在学校一天到晚填各种表。”

  晚上,塔城那边的电话按时打进来。

  “他们真的说要让学艺屋申报?”阿古在电话那头问。

  “是站长说的。”父亲把表格在灯下晃了晃,“上面一堆小格子,我眼睛看得都花。”

  “你别管字。”阿古说,“你就告诉我,今天他们问了啥、看了啥,我记下来。表我来想办法。”

  爷爷抢过电话:“他们问那孩子最爱干啥,艾力说‘拆毡子’,把人家都给逗笑了。”

  阿古在那头也笑出声:“那挺好。起码他们知道这里不只是拍照。”

  他挂了电话,一个人坐在宿舍的桌前,把笔记本又翻到最后一页。前面几页是墙上的弯线、街口摊位、学艺屋第一次开门、孩子们第一次画线的记录,现在,他在最新一页写下几句:

  “县里来人,看了一堂课,看了一本孩子的小册子,说可以往‘少年实践点’方向申报。学艺屋从自家屋、到学校、到街口,现在被写进一张表格。”

  窗外的塔城夜色在玻璃上铺开,路灯把楼下的石板路照得一块亮一块暗。他抬头望了一眼,看见远处操场上还闪着几束手电光,不知是谁刚结束晚自习。

  那些光点一闪一闪,让他忽然觉得,从塔城到哈拉乌孜,从迎宾墙到学艺屋,从孩子的本子到文旅局的表格,他们在做的事情已经真真切切牵住了不少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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