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第一批来敲门的人

  街口的木牌还挂在原来的位置，只是灯泡已经换成了新的。文化节结束后的第一周，哈拉乌孜又恢复了它惯常的节奏：早晨的风从河那边吹过来，带着一点潮气，也卷着路边的尘土；馕摊前排着零碎的队，清真寺的宣礼声每天准时从屋顶飞过。

  不同的是，街口那面墙没有换回从前的样子。暖黄的底色虽然在日头下淡了一些，可那条弯线还稳稳地横在那里，车一从远处进镇，第一眼看到的，仍旧是它。

  海报也还在，只是纸面褪了轻微一层光泽，边角被风吹得卷起一点白痕，远处看过去，像是有人轻轻掀起了画的一角。

  爷爷在摊位后面坐着，照旧早早来摆摊。旧花毡铺在桌上，银镯一只只排在一侧，旁边摆着几件做了一半的坯料。他已经做惯了这一套动作：先把桌子擦一遍，再把花毡抖开、压平，最后才把木盒打开，把里面的银器一件件拿出来。

  有人停在摊前，习惯性地往墙那边看一眼，再低头看看桌上的东西。有人只是匆匆路过，也会下意识抬头瞄一眼那条弯线，然后继续自己手上的路。

  “你孙子说的那个什么屋，在哪儿？”一个熟客买完一个小银戒，顺口问。

  “巷子里。”爷爷抬了抬下巴，“从这儿进去，第三个门。看得见个小木牌，有心的话自己走进去。”

  说话时，他的声音不高，却不再像以前那样带着防备。那只“学艺屋”的木牌已经在院门口挂了好几天，只不过一直没真正迎来什么“学艺”的人。那天院里刚收拾干净的时候，父亲把牌子挂上去，爷爷站在旁边看了半天，只留下一句：“先挂着，看谁来敲门。”

  那之后，偶尔有孩子从巷子里走过，会在门口停一下，仰头看牌子，嘴里悄悄念一遍，又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瞅一眼院子里就飞快跑掉。大人们则大多只当它是一块普通的门牌，最多笑着说一句“你们这也学城里挂牌子了”，说完也就过去了。

  直到文化站的小喇叭里多出来那句话。

  那天傍晚，站长拿着一张纸条到街口来，纸条上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他冲爷爷招手：“大叔，我们广播里要念一条新的，你看看成不成。”

  爷爷接过纸条，慢慢念：“本周六下午三点，哈拉乌孜学艺屋对镇上青少年开放体验，地点在……”他抬头看一眼站长，“你写得挺顺溜。”

  站长挠挠头：“也没啥，就是让有孩子的人知道一声。你孙子不是说想先从镇上的娃娃开始嘛，光你在街口嘴上说，传不到几家去。”

  爷爷没再客气，把纸条折好塞回他手里：“那你就念。别念太花，只说有这么个地方，愿意来的自己来。”

  当晚的广播换了腔调。平时用来喊“防火防盗”的喇叭里，多出了一句和别的内容不太一样的话：“本周六下午三点，哈拉乌孜学艺屋对镇上青少年开放体验，有兴趣的家庭可以带孩子前往。地点在花毡作坊院内，看见门口小木牌就是。”

  声音顺着巷子、房顶和墙角飘过，钻进一户户院子里。有人听完只当是个稀罕事，嘴里念叨一句“还有这样的”，转头又去忙自己的活；也有人记在了心里，想着家里那几个总爱在街上晃悠的孩子，也许可以让他们去坐一坐，省得整天跑到河边玩得满身泥水。

  那天晚上，院子里的灯比平时亮得久一些。父亲把从废木板上锯下来的那块牌子在桌上磨了一遍，把棱角打圆，又用粗毛笔小心翼翼写上“学艺屋”三个字。字写得不算好看，却扎实，比街口牌匾上的有力。

  爷爷站在旁边，看他一笔一画写完，才慢悠悠地说：“挂门口的那个，就用这个。别弄一堆看着吓人的字。”

  写完牌子，又得讨论人。

  “那天谁在屋里坐着？”父亲问，“你一个人看得住吗？”

  “上午你在街口，下午我回屋。”爷爷想了想，“第一次，不会有太多人。就先看一看，有几个来，手里干什么，心里有点数。”

  “要教啥？”母亲从厨房端着一碗茶出来，顺口问了一句，“别把人喊来了，结果你们在屋里自己干自己的。”

  “教不了太多。”爷爷说，“先让他们看花，知道一块毡子是怎么拆开、怎么合上的。银子先不摸，锤子看着就重，别弄得孩子手指头磕坏了。”

  父亲点头：“那银子的事先我来。真有谁坐得住，看了几次还想学，我再慢慢给他拿轻一点的活练。一次来五六个，就够了，再多谁也照顾不过来。”

  几个人轮番说了几句，原本可以写成一整页计划书的事情，被他们压在一个桌面、一盏灯的范围里解决。最后的结果简单得很：周六下午三点到五点，院门半开，木牌挂着，爷爷负责花毡，父亲负责看场子，有需要的时候给孩子们倒杯茶、提醒一句“别乱踩羊毛”。

  “你呢？”爷爷看向阿古。

  “我在塔城。”阿古有些歉意，“那天有课，走不开。”

  “你有你的事。”爷爷摆摆手，“学艺屋在这儿，不在塔城。你把路画出来了，剩下的要靠门口这块地。”

  说完，他把那块还没完全干透的木牌拿在手里看了看，似乎有些不放心，又用手指抚了抚“艺”字的最后一笔。

  周六那天，中午的太阳比前几天晒一些。巷子里安静得有点不真实，只有零星几声狗叫在远处回荡。院门半开着，门楣上挂着那块新木牌，墨迹已经完全干透，木头本身的纹路透出来，刚好把三个字托得不那么突兀。

  屋里，爷爷早早把那块“拆毡用”的花毡平铺在长桌上，旁边搁着几只剪羊毛剩下来的钝剪刀和几根用旧了的粗针。那些真正要卖的花毡和银器，全都被父亲收进了另一间屋里，锁了门，免得自己一会儿看得心疼、嘴上不舍得说“拆”。

  时间一点一点往三点靠拢，巷子口终于传来了几声杂乱的脚步。第一个出现在门口的是卖馕大妈的孙子，瘦瘦高高，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他在门口探头探脑，看见桌上的花毡，又看见爷爷，脚步明显打了个退堂鼓：“我妈让我来的。”

  “进来。”爷爷招手，“既然人都到了，别站在门口。”

  男孩磨磨蹭蹭跨进门，紧接着又进来两个小孩，一个是隔壁巷口卖水果家的女儿，辫子上扎着鲜红的头绳；另一个穿着校服，是刚上初中的孩子，背包还没来得及放下，就站在门边，看上去有点拘谨。

  几分钟内，又陆陆续续来了三四个，有的是被奶奶领到门口，推一把让他们自己进去；有的是一路跑着来，气还没喘匀，眼睛已经亮亮地盯上桌上的东西。

  “这么多人？”父亲在一旁数了一下，“差不多了，再来就挤不下。”

  爷爷让他们围着桌子坐下，矮凳早就摆好了。他没有讲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故事，只把手放在花毡边缘上，问：“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做的？”

  “羊毛。”一个小孩抢答，“我爷爷家有羊。”

  “羊毛是从羊身上剪下来的。”另一个接上，“剪完要晒。”

  “剪完要洗，要染，要铺，要压。”爷爷顺着话说，“你们平时只看到铺在炕上，没人告诉你里面有多少层。”

  说着，他抓起花毡的一角，用指甲轻轻往下掀了一点。那块专门留着拆的花毡已经被他处理过，边缘没有缝死，层与层之间只靠羊毛本身纠缠在一起。孩子们屏住呼吸，看那一点点裂缝慢慢扩大，露出下面颜色略浅的一层。

  “现在，你们来拆。”爷爷松手，把剪刀往桌上一推，“从这条线开始，一点一点往里分。哪里分不开，就用手拽，别怕弄坏。”

  一时间，桌边的空气活泛起来。一个男孩动手最快，抓起边缘就往两边扯，弄得羊毛飞得到处都是；那个扎红头绳的女孩则小心得多，先把指尖插进缝隙里，一点点把毛抠起来，生怕扯断了花的轮廓；背着书包的初中生抿着嘴，犹豫着往下掀，动作慢得像做实验。

  “没关系。”爷爷见几个孩子都瞅着自己，不由得笑，“这块就是给你们拆的，拆坏了也没事。只有拆得够乱，才知道怎么铺得整齐。”

  有人把羊毛扯成一团，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有人一着急，把手上的线团扔回桌上，弄得桌面乱成一片。父亲一边帮他们把散落到地上的毛捡回，一边忍不住嘀咕：“再这样，屋里要变成羊圈了。”

  “那就让它先当一会儿羊圈。”爷爷回他一句，“反正你小时候也在羊圈里长大。”

  笑声在屋里滚了一圈，原本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孩子们的动作渐渐有了节奏，有人负责拆，有人负责把拆出来的毛团往一边堆，堆得像一座小山。爷爷时不时伸手指点：“这里是打底的部分，一般用灰的、白的毛；这里颜色重一点，是后面压上去补花的；这条线看着像断掉了，仔细看，其实是两种颜色叠在一起。”

  他讲得不急，孩子们也听得进，大部分内容用的是他们听得懂的生活语言——哪一层像家里被子、哪一层像院子里晒的毛毡，哪一种颜色在集市上最常见。偶尔他会冒出一个生僻的词，立刻自己换一种说法重新解释。

  屋外的阳光从小窗里斜斜照进来，落在桌上、羊毛堆上，也落在孩子们的脸上。手上虽然沾满毛屑，眼睛里却有一种很认真、又带点喜乐的光。

  父亲在角落里看了一会儿，慢慢放松下来。他原本最怕的是东西被弄坏，如今看来，真正“重要”的东西——那些手上几十年积下来的感觉——还牢牢握在他们自己手里，孩子们再怎么拆，也拆不走。

  至于银器，他最终还是没拿出来。只有在有孩子问起桌角那个小小的银锤时，他随口说：“这个以后再说。今天先把羊毛看明白。”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院子里的影子从墙根往长桌边缘挪。小孩们拆得累了，放下手里的毛团，拿起一旁早备好的水杯喝两口，互相比较谁拆出了一块完整的花样边。

  “今天拆了，明天还做不做？”卖馕大妈的孙子问。

  “做。”爷爷说，“但是做要慢得多。拆一天，做要走很多天的工。”

  孩子皱皱眉：“那是不是很难？”

  “难。”爷爷回答，“所以你们今天先拆。谁还能一连几个周都来，我再让他看怎么做。”

  这句“连着几个周”说得不重，却像在空气里埋下一个小钩子。

  快到五点钟的时候，屋里最终乱到一个临界点：桌上铺着半截已经被拆得面目全非的花毡，地上是一片软塌塌的毛海。父亲叹了口气，说：“收了吧，再拆下去就只剩渣了。”

  “行。”爷爷拍拍手，把散在桌上的剪刀收拢，“今天先到这儿。想来的，下周还是这个点，你们自己看。”

  孩子们站起来，一个个抖抖身上的毛屑，往外走。有人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块被拆成几层的花毡，有人则把目光停在门楣上的木牌上，嘴里小声念：“学艺屋。”

  巷子里又热闹了片刻，脚步声渐渐远去，院子恢复了安静。

  屋子一空，乱象才真正显现出来。桌上、地上、凳子上，全是被拆散的羊毛和线团。那块原本完整的花毡，只剩下几块被留着没拆的中心花和边角，像一副被拆到一半的拼图。

  父亲拿扫帚站在门口，半天没下得去手：“这一天下来，搞得跟剪了十只羊一样。”

  爷爷坐到门槛上，伸手抓起一小撮被拆散的毛，捏了捏，毛在他的手心里弹开，又软软塌下去。他看着它们，像在看一堆熟悉又陌生的旧东西。

  “累是累。”他最后说，“不过比一天坐在街口看路有意思。”

  父亲“哼”了一声，不知道该附和还是反驳，干脆把扫帚塞回屋里：“我去倒垃圾，你把桌上那几块没拆完的收好。”

  他刚走出两步，院门口响了两下轻轻的敲门声。卖馕大妈站在门外，手里牵着刚才那个瘦高的孙子，脸上有点不好意思：“今天给你们添乱了哈，他回来身上全是毛。”

  “乱就乱吧。”爷爷哈哈一笑，“你小时候在我这儿玩，也没少弄乱。”

  大妈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他回来就一直说，要下周还来。我就过来问问，你们是真打算一直开下去，还是今天新鲜一下。”

  “看得住就开。”爷爷说，“你们愿意把孩子送过来，我们就愿意给他找个凳子坐。”

  大妈点点头，又压低声音问：“要不要给点学费？”

  爷爷摆手：“不用。你先看看他能连来几次，再说钱的事。学东西，先看他坐不坐得住。”

  大妈一听，反倒更加认真起来，对孙子说：“听见没有？下次别半路跑了，人家白教你。”

  孩子撇撇嘴：“我又没跑。”

  看着他们离开，爷爷心里的那点忐忑放下了一点。至少，今天不是一个“热闹完就谁也不提”的日子，门口还有人愿意转回来问一句“下次还开不开”。

  下午走散的孩子们回家后，也各自带回了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有的小孩兴奋地跟家里人说：“原来花毡里面这么多层，我帮爷爷拆了一块。”有的则嫌身上沾毛难受，嚷嚷着下次要穿旧衣服去。那个初中生回到家，在作业本边空白处画了几条波纹线，尝试着把今天看到的花形记下来，画得拙，但认真。

  晚上，电话打到了塔城。

  阿古坐在宿舍床上，一手拿手机，一手拿笔，在本子上记下父亲说的每一件事：来了多少个孩子、多大年纪、谁动手最多、谁一直在看、哪一段时间屋里最乱、爷爷什么时候开始说“拆够了”，还有卖馕大妈敲门问“要不要学费”这件小事。

  “你爷爷说，累。”电话那头，父亲总结，“但他说‘比一天坐在街口看路有意思’。”

  “那就是好事。”阿古说，“他要是一句话都不多说，那才麻烦。”

  他把电话挂断，刚放下本子，老师恰好从走廊经过，顺口敲了敲他们宿舍门：“今天怎么样？第一批学生上课了？”

  “上了。”阿古笑，“把一屋子拆得乱七八糟。”

  老师在门口听了几句他转述的片段，突然说了一句：“你们要不要争取一下，把那间屋子写进学院的校外实践名单？以后不只是镇上的孩子，咱们学院的学生也可以去，那就不是你们一个组在那儿折腾了。”

  “校外基地？”阿古愣了一下，“可以吗？”

  “为什么不可以？”老师说，“有墙、有街口、有摊位，还有一屋子真正的手艺人。比起很多只挂名字、没人去的基地，这地方是真有东西可学的。”

  这话在他脑子里绕了很久。晚一点，他把这个想法讲给另外三个人听。黄毛当场在床上坐直：“那以后我们可以领学弟学妹去哈拉乌孜‘上课’？听着挺拉风的。”

  “拉风个头。”刘成把枕头丢到他身上，“你先想想，人家那么小一间屋，一次能坐下几个人？你真把一个班拉过去，把院子挤塌了？”

  叶瑶倒是认真起来：“如果真做成基地，得先把流程理清楚：什么时候去、学什么、多久一轮，不能今天一个老师带两个人去，明天换另一个老师又带去一拨，把人家家里当展览馆。”

  窗外的路灯把树影打在玻璃上，一上一下地晃。宿舍里一时安静下来，只有水壶里的水在轻轻咕嘟。

  阿古靠在床头，脑子里像是同时伸出两条线：一条从塔城的校园、学院的公章、基地名单延伸出去，另一条从哈拉乌孜的巷子、院门、那张拆得乱七八糟的花毡一路往回缠。他知道，这两条线哪一条都不能轻易掐断，可要想接得稳，就不能光凭一腔热情。

  “先问问他们愿不愿意。”他最后说，“基地的事，不是我们凭着高兴就能定。”

  几天后，文化站站长真的提着一个铁牌进了院子。铁牌不大，四四方方，白底黑字，上面写着一行简单的字：“哈拉乌孜学艺体验点（试运行）”。字是镇上小学的语文老师写的，偏正楷，虽说不上漂亮，但端正。

  “市里那边听说你们屋里搞了这个，就说可以先挂个牌。”站长笑，“先别叫基地，容易把人吓着，就叫体验点。以后有别人要来，可以有个说得出口的名字。”

  爷爷接过牌子看了一眼，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问：“挂哪儿？”

  “挂门口吧。”站长指指门楣，“你们那个木牌留着，两块挨着挂。一个让镇上的人看，一个给外头的人看。”

  父亲搬来梯子，爬上去，把铁牌的孔对准门框。螺丝拧进去的时候，门框微微晃了一下，木头发出一点轻响。爷爷站在下面托住梯子，嘴里念叨：“慢点，别把这破门框拧裂了。”

  站长退后几步，眯着眼看门口：“这样就行。以后有人问‘学艺屋在哪儿’，你就指这儿。”

  挂完牌子，他顺势在院里转了一圈，看看桌上的花毡、墙边晾着的羊毛，又看了一眼那间小屋里被拆开的毡子。临走前随口说：“下个月市里可能要组织一个什么‘非遗进课堂’的活动，到时候，要是有老师愿意带学生来，你们先别紧张，来了就让他们坐下拆拆看。”

  “他们要是真肯坐下，就不叫紧张。”爷爷说，“最怕的是来一圈照相，就走了。”

  站长笑了笑：“那就让你先挑，谁喜欢拆，谁就多坐一会儿。”

  巷子里正好有几个孩子从学校放学回来，背着书包，嘻嘻哈哈地往这边走。走到门口时，其中一个抬头看到新挂上去的铁牌，念了一遍：“哈拉乌孜学艺体验点……学艺屋。”

  他念完，又往院子里瞄了一眼，看见桌上那块被拆过的花毡摊在灯下，爷爷正用针把边缘的一小块重新理顺。那块花毡中心的花样已经不再完整，边上的线却在一针一线里重新被拢回去，像是被拆开的故事又一点一点接上。

  孩子们没进来，只是笑了一下，继续往前跑。院门半敞着，木牌和铁牌在风里轻轻晃，碰到一起发出细小的声音，像两根线在空中轻轻一合。

  黄昏的光从巷口洒进来，把院里的影子拉长。远处街口那面墙在暮色中变成一条淡淡的横线，看不清颜色，却能看见那个弯。墙上的线、街口的摊位、院门上的牌子、屋里的花毡，就这样在同一条看不见的路上排开了位置，等着下一个来敲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