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统一度量衡（二）

  明朝一位户部官员拍案而起，面色先是涨红，继而铁青：“狂悖之言！此乃诽谤朝政，动摇国本！度量衡之制，乃圣人体恤民情、平准万物之具，旨在‘绝奸诈，安民生’，岂容尔等以如此险恶之心揣度！”

  继而他又转进如风，强调“技术性调整”者云云：“前代制度粗疏，本朝度量之增，是为贴合时用，方便民生。此乃‘损益古今’，焉能与市井奸商之短斤缺两混为一谈！”

  旁边伺候笔墨的小吏看着这出“石砸狗叫”的大戏，暗暗腹诽：“人也没光说你一个，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德行，你老一个人光激动个啥劲儿？”

  稍微有点羞耻心的士大夫，觉得天幕这段话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刺穿了他所维护的礼法外衣，直指帝国财政最深层的秘密，内心有种晦暗直视朝阳的无所适从。

  苏轼回忆起自己亲眼所见的民间疾苦：官府收税时那堆尖的斗，与赈灾时那平口的升，形成鲜明对比。“吾尝疑之，今闻此诛心之论，方知非止胥吏之弊，实乃……” 他说不下去，但那“系统性”三字，却如重锤一下下地锤击他的胸口。

  反而市井小民，此刻反应平平，没有任何激烈的言辞，只是蹲在角落，眼神浑浊，喃喃自语：“唉，官家的事……从来如此，不是吗？”

  他交皇粮时用的是“官斗”，去买米时用的是“市斗”，他早已习惯了其中的差距，并将其视为像日出日落一样自然的规则。

  【而如今基本全球统一的国际公制又是如何确立及发展的呢？它源于启蒙运动的理想，伴随着科学进步和全球化需求而不断完善，是一段非常精彩的科学发展史。】

  刚刚那位升斗小民，在麻木的外表下，内心最深处猛地一动，升起一丝微光般的希望。

  他知道后世的娃儿过得都是好日子，他用他那被生活磨砺得粗糙而现实的逻辑想着：“后世的皇帝……是不是也管不住那杆秤了？是不是能有个‘理’，管得住我们，也管得住官家，管得住所有人？”

  然而，在他希望的尽头，浮现出一丝更深的、来自阅历的疑虑：“唉，甭管说得多好听，最后拿尺子量咱们的，不还是那些人吗？……”

  【18世纪末，法国科学院决定创立一种新的度量衡系统，而这就是国际单位制的起源。他们决定将长度单位与地球的尺寸联系起来，定义为“通过巴黎的子午线，从北极点到赤道距离的一千万分之一”。这个单位被命名为“Mètre”，即“米”。而质量单位“千克”则被定义为在冰点温度下，边长为一米的立方体纯水的质量”。

  这个时候的思想还是趋向理想化和自然化。单位基于被认为永恒不变的地球和水的物理属性，也是一种 “取法自然”的哲学思想的体现。】

  听到这国际公制竟然起源法国，所有的帝王都本能地感到不悦。即使知晓后世曾经羸弱，但是每次从蛛丝马迹中窥见一些痕迹，都让这些以“世界中心”自居的天子难以接受。

  向来以“驱逐鞑奴，恢复中华”的朱元璋更加愤慨：“堂堂华夏，岂需效法夷狄？什么劳什子法国，现在都不知道龟缩在哪里？以后要让那些小国，通通守我大明的规矩，我们也要定个什么公制！”

  同时，帝王还有一种更深刻的被冒犯感：天幕虽然说得直白，但是通过微调度量衡来调节赋税，确实是一种精妙的统治手段。而这所谓“国际单位制”追求的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冰冷的、无法被随意篡改的客观性，实在是“拙于治道”，太过僵硬，不懂变通。

  王安石听着天幕讲述法国学者“以地定米”、“以水定千克”，虽说东西方智者思维相通，都在追求“取法自然”，可是作为顶级思想家，经学大师，他敏锐地察觉到了中西方思想之间那层微妙而根本的差异：

  中国的“取法自然”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和人本主义色彩。“布手知尺”是为了与人相合，“累黍”是为了便于复制和传播。

  法国的方法，则是一种更纯粹的抽象与理想化的探索。它剥离了人的因素，追求一个独立于人类感官和经验的、绝对客观的“真理”。

  中国的“律管生尺” ，是将数理与音律、伦理融为一体，是宇宙和谐观的体现。法国的方法，是彻底的数学化和几何化的。

  王相公为这种彻底的“去人性化”和“去道德化”，感到一丝本能的不安，想起后世所遭受的苦难，更是默然合眼。

  这位有着超越时代洞见的思想家仿佛穿透了时间的迷雾，看到了一幅壮阔的文明脉络图：

  从“取法自然”这个共同的源头出发，文明之河却奔流向了两条不同的峡谷。

  一条，向西奔涌——这条水流变得越来越湍急、精准。西方科学走向了以数学和实验为核心的、彻底客观化的道路。它将万物——从星辰到尘埃——都分解为可测量、可计算的数据。

  一条，向东蜿蜒——这条河流则更加宽广、温润。中国传统将人本的关怀与实用的智慧融入自己的血脉。它不追求绝对的、剥离现实的真理，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天、地、人和谐共处的秩序。

  他们各自奔流，然后在某一个时刻，交汇，碰撞，吞噬，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