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温见萱: 嫡女春秋

  温公馆坐落在法租界的霞飞路上，是一栋三层的西式洋房，带着个大花园。父亲温鸿远是上海滩有名的纺织业大亨，母亲林静仪是苏州林家的嫡女，真正的大家闺秀。我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上面有个哥哥见深，下面后来有了妹妹见慧。

  作为嫡出大小姐，我从小就知道自己的身份意味着什么。

  记忆里最早的画面，是四岁那年过年。温公馆张灯结彩，宾客盈门。我穿着母亲特意从苏州订制的织锦缎棉袄，头上扎着红绸带，被嬷嬷抱到客厅见客。满屋子的姨太太和庶出兄弟姐妹，都穿着半新不旧的衣服，站在角落或后排。

  只有我、大哥见深，后来还有妹妹见慧，能坐在父母身边，接受宾客的拜年祝福。

  “这是大小姐吧？长得真标致，一看就是有福气的。”客人们总这样夸。

  母亲会淡淡地笑，摸摸我的头：“还小呢，不懂事。”

  我确实不懂事，但懂得看眼色。我知道那些站在后面的姨娘和庶出孩子们，看我的眼神里有羡慕，有嫉妒，也有不甘。其中五姨娘苏婉晴和她那个女儿见宁——比我小四岁的六妹，总是安安静静地站在最不起眼的角落，低着头，厚厚的刘海遮住了大半张脸。

  “见宁那孩子，太闷了。”有一次我听见母亲对父亲说，“不如见珊见蓉活泼。”

  父亲正在看报，头也不抬：“安静些好，女孩子家，话太多不成体统。”

  那时我八岁，见宁四岁。我并不讨厌这个六妹，只是觉得她太不起眼，像花园角落里那株从不开花的植物，让人很容易忽略她的存在。

  我的童年是在严格的规矩中度过的。母亲请了两位先生，一位教国文和诗词，一位教算术和地理。还要学钢琴、学跳舞、学插花、学茶道。每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玩耍的时候。

  “你是温家的嫡女，将来要嫁入好人家的，这些都要会。”母亲总这样说。

  哥哥见深比我幸运些，虽然也要读书，但可以去学校，可以和朋友出去玩。而我，大部分时间只能待在温公馆的高墙内。

  偶尔，姨娘们会带着庶出的姐妹来请安。二姨娘的女儿见珊比我小一岁，嘴甜，会说话，总能把母亲逗笑。三姨娘的女儿见蓉比我小两岁，文静秀气，字写得特别好。四姨娘的儿子见朗还小，总是怯生生的。

  见宁呢？她通常跟在五姨娘身后，行礼，问安，然后安静地坐在最旁边的椅子上。母亲问话，她就答，不问，她就低着头玩自己的手指。她的刘海太厚了，我从来没见过她完整的脸。

  “六妹是不是眼睛不好？”有一次我问母亲，“为什么总低着头？”

  母亲正在看账本，闻言抬头：“她那是懂事。庶出的女儿，就该有庶出的样子。”

  我不太明白。同样是父亲的女儿，为什么要有不同的样子？但我不敢多问，因为母亲的眼神告诉我，这不是我该关心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温公馆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父亲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眉头越皱越紧。客厅里常来些陌生人，和父亲在书房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母亲也开始整理东西，把一些贵重的首饰和字画打包。

  “我们要走吗？”我问母亲。

  “别多问。”母亲难得地严厉，“做好你该做的事。”

  那是一段惶惶不安的日子。学校停课了，先生也不来了，我只能在家读书练字。花园里不再有笑声，连姨娘们说话都压低了声音。

  一九五二年初春，父亲突然宣布：全家去香港。

  走得很匆忙，只带了些细软和必要的东西。母亲让我收拾自己的物品，说只能带一个小箱子。我把自己最喜欢的几件衣服、几本书、还有外祖母给的一对玉镯放进去，箱子就满了。

  临行前的夜晚，我睡不着，偷偷溜到花园。月光很好，照得那些我从小看到大的花草树木一片银白。我知道，这一走，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花园深处传来细微的动静。我悄悄走过去，看见见宁一个人站在那株老槐树下。她仰着头看月亮，厚厚的刘海被风吹开了一些。月光照在她的侧脸上——那一瞬间，我几乎以为是错觉。

  似乎是感觉到有人，见宁转过头。看到是我，她明显愣了一下，然后迅速低下头，刘海又遮住了脸。

  “大姐姐。”她的声音细细的。

  “这么晚了，怎么不睡？”我问。

  “睡不着。”她小声说，“大姐姐也是吗？”

  “嗯。”我在她身边的石凳上坐下，“舍不得这里？”

  她点点头，又摇摇头：“父亲说香港很好。”

  “你去过香港吗？”

  “没有。”她顿了顿，“但父亲说好，应该就是好的。”

  这话说得谨慎又乖巧，完全不像快四岁孩子该有的样子。我忽然觉得，这个我一直忽略的六妹，也许并不简单。

  离开上海那天的混乱，我终身难忘。码头上人山人海，哭喊声、叫骂声、汽笛声混成一片。温家包了一艘客轮，但位置依然紧张。姨娘和庶出孩子们只能挤在底层的统舱，我和父母、见深、见慧住在二层的小房间里。

  开船前最后一刻，父亲突然发现少了几个装金条的箱子。他急得团团转，带着人在码头上找，最后当然没找到。

  “见宁看见有人拿走了。”五姨娘小声说，“但她胆小，不敢说。”

  父亲大发雷霆，却不是对见宁，而是对那些办事的下人。我站在船舷边，看着渐渐远去的上海，心里空落落的。转身时，看见见宁站在下层甲板的角落，依然低着头，刘海被江风吹乱。

  到香港后，温家租住在香港的一栋唐楼里，比上海的公馆小了很多。父亲的事业要重新开始，家里的气氛一直很紧张。母亲不得不变卖带出来的首饰贴补家用，连我的钢琴课都停了。

  “等父亲生意好了，再请先生。”母亲这样安慰我。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一去不复返了。

  在香港的日子，和上海完全不同。

  首先是住。香港的唐楼虽然不错，但比起霞飞路的公馆，简直天壤之别。我和见慧住一间房，见深住隔壁。姨娘们和庶出孩子们挤在楼下，每人只有很小的空间。

  其次是上学。香港的学校用英文教学，我插班进去，完全跟不上。第一次英文考试，我只得了三十分。回家不敢说，躲在房间里哭。

  是见宁帮我解的围。那天她来我房间送水果——五姨娘让她给每个房间都送一份。看见我红肿的眼睛，她放下果盘，轻声问：“大姐姐是因为英文的事难过吗？”

  我惊讶：“你怎么知道？”

  “我听二姐姐说的。”见宁说，“大姐姐要是不嫌弃，我可以帮你。”

  “你会英文？”

  “跟广播学的。”她说得轻描淡写，“父亲说多学点东西总是好的。”

  从那以后，见宁每天晚饭后来我房间，帮我补习英文。她发音标准，语法清晰，完全不像自学的。更让我惊讶的是，她还会法文，会心算，懂的东西远远超过一个六多岁孩子该有的程度。

  “六妹，你怎么会这么多？”有一次我问。

  她正在帮我改作文，闻言笔顿了一下：“闲着没事，就看看书。”

  这话说得轻松，但我知道没那么简单。温家的书不多，父亲带来的大多是古籍，洋文书很少。她从哪里学的？

  但我没追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就像我也有——我偷偷喜欢上了同班一个男生，这事连见慧都不知道。

  在见宁的帮助下，我的英文进步很快，半年后就能跟上课程了。作为感谢，我送了她一支钢笔，是我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买的。

  “谢谢大姐姐。”见宁接过钢笔，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平静，“太贵重了。”

  “你帮我更多。”我真心实意地说。

  那支钢笔她一直用着，很多年后我见她还在用，笔身都磨出光泽了。

  见宁的变化是从十二岁开始的。不是外表——她依然用厚厚的刘海遮着脸，穿最普通的衣服，在姐妹中毫不起眼。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就像蒙尘的珍珠，虽然不起眼，但懂的人能看出价值。

  有一次父亲的朋友来家里做客，是位留洋回来的教授。饭后闲聊时，不知怎么说到欧洲艺术史，见宁正好在旁边倒茶，轻声接了一句话，指出教授说的一个年代错误。

  教授很惊讶：“小姑娘，你怎么知道？”

  “在书上看到的。”见宁低着头，“可能是我记错了。”

  “不，你说得对。”教授仔细看了看她，“温兄，你这女儿不简单。”

  父亲笑了笑，没说什么。但那天之后，他对见宁的态度明显不一样了，偶尔会问她功课，还会给她带些外面买不到的洋文书。

  我很羡慕，但知道羡慕没用。我是嫡女，有我的路要走。十四岁那年，母亲开始带我去参加各种茶会、舞会，认识香港上流社会的夫人小姐们。

  “你该订婚了。”母亲说，“香港不比上海，好人家不多，要早点打算。”

  于是我的生活变成了另一种忙碌——学社交礼仪，学穿衣打扮，学怎么在宴会上游刃有余。见珊、见蓉有时也跟去，她们比我积极，总想在那些富家公子面前表现自己。

  见宁从不参加这些活动。母亲问过她，她说：“我年纪还小，去了也是添乱。”

  母亲大概觉得带个庶女出去确实不太体面，也就没勉强。

  十六岁那年，我遇到了刘世宏。他是香港刘氏集团的大公子，比我大五岁，在英国读的书，刚回香港接手家族生意。我们在一个慈善舞会上认识，他邀请我跳了第一支舞。

  “温小姐的舞跳得很好。”他彬彬有礼。

  “谢谢。”我保持得体的微笑。

  那是我的初恋，如果单方面的倾慕能算初恋的话，刘世宏符合我对未来丈夫的所有想象——家世好，学历好，长相好，风度翩翩。我以为他也是喜欢我的，因为他总会在我出现的扬合出现，会送我回家，会记得我喜欢白玫瑰。

  母亲很满意：“刘家虽然不如从前，但底子还在。你是嫡女，嫁过去是正房，不算委屈。”

  父亲却有些犹豫：“刘家的大公子，我听说有些风流。”

  “哪个男人不风流？”母亲不以为然，“只要懂得分寸，不带回家，就不是大事。”

  那时的我太年轻，以为母亲说得对。哪个男人不风流呢？父亲不也有好几房姨娘？只要我是正房，只要他尊重我，就够了。

  订婚仪式办得很隆重，香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我穿着母亲特意从上海带来的旗袍——那是她当年的嫁衣改的，绣着百子千孙的图案。

  见宁也来了，依然穿着素净的裙子，刘海遮着脸。她送了我一对她自己绣的枕套，鸳鸯戏水的图案，针脚细密得不像出自十四岁孩子之手。

  “大姐姐，祝你幸福。”她说，声音很轻。

  “谢谢六妹。”我握着她的手，忽然有些伤感，“你也要好好的。”

  她点点头，没再说话。

  订婚后的日子，我过得像梦一样。刘世宏对我很好，会带我参加各种活动，会送我昂贵的礼物，会在人前细心地照顾我。所有人都说，温家大小姐好福气，找到了好归宿。

  只有见宁，有一次私下对我说：“大姐姐，你要多为自己着想。”

  我当时没听懂：“什么意思？”

  她看着我，刘海下的眼睛清澈见底：“没什么。只是希望大姐姐一直幸福。”

  这句话，很多年后我才明白其中的深意。

  我二十岁那年，嫁给了刘世宏。

  婚礼很奢华，在香港最贵的酒店，摆了上百桌。我穿着从巴黎定制的婚纱，戴着刘家送来的全套钻石首饰，在众人的祝福声中，成了刘太太。

  新婚头两年，确实是幸福的。刘世宏对我温柔体贴，公婆对我也客气。我很快生了大儿子，取名刘家明。刘家上下都很高兴，婆婆送了我一对翡翠镯子，说是传家宝。

  “好好相夫教子，刘家不会亏待你。”婆婆这样说。

  我以为这就是我的人生了——相夫教子，做个体面的豪门太太。就像母亲那样，就像无数大家闺秀那样。

  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是第三年吧。

  刘世宏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身上常有香水味。我问，他说是应酬需要。后来，我在他口袋里发现一支口红，不是我的颜色。

  “客户落在车上的。”他面不改色。

  我不信，但不敢深究。母亲说过，男人在外面逢扬作戏是难免的，只要不带回家，只要还记得有这个家，就该睁只眼闭只眼。

  于是我学会了装傻。装作不知道他衬衫领子上的唇印，装作不知道他所谓的“加班”，装作不知道那些关于他和某个女明星的传闻。

  直到有一次，我在半岛酒店亲眼看见他和一个年轻女子牵手走进餐厅。那女子我认识，是最近刚选上的香港小姐，才十八岁。

  我站在酒店大堂的柱子后面，浑身发冷。佣人阿萍扶着我：“太太，我们回去吧。”

  “不。”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去咖啡厅，我要看看。”

  我坐在咖啡厅的角落，看着他和那个女孩谈笑风生。他给她夹菜，擦嘴角，眼神温柔——那是我们热恋时他看我的眼神。

  那一顿饭，我喝了三杯咖啡。

  回家后，我质问刘世宏。他先是一愣，然后笑了：“不过是吃顿饭，你也太大惊小怪了。”

  “牵手也是应酬？”我声音发抖。

  “那是她差点摔倒，我扶了一下。”他走过来想抱我，“好了，别闹了。我最爱的还是你。”

  我推开他，跑回房间哭了很久。第二天眼睛肿得厉害，只好推了和母亲的约会。

  母亲来看我，听完我的哭诉，叹了口气：“见萱，妈早就跟你说过，男人都是这样的。只要他还记得回家，只要他还认你是刘太太，你就该知足。”

  “可是妈，我难受……”

  “难受也得忍着。”母亲的声音严厉起来，“你是温家的嫡女，是刘家的长媳，要顾全大局。为这种事闹，丢的是两家的脸。”

  我懂了。我的感受不重要，重要的是体面，是两家人的脸面。

  从那以后，我学会了更彻底地装傻。刘世宏晚归，我不问；他身上有香水味，我不闻；传闻满天飞，我不听。我把自己关在刘家的深宅大院里，相夫教子，做个完美的豪门太太。

  儿子家明五岁那年，我又生了女儿家悦。有了两个孩子，我的生活似乎有了寄托。我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教他们读书识字，带他们学钢琴学画画。刘世宏偶尔回家吃晚饭，会陪孩子玩一会儿，看起来像是个好父亲。

  这样就够了，我告诉自己。至少他尊重我，至少在孩子面前，我们是个完整的家。

  我很少回温家了。不是不想，是不敢。每次回去，看见那些姐妹，我就觉得喘不过气。

  见珊嫁了个商人，丈夫也风流，但她比我会闹，隔三差五就回娘家哭诉。见蓉嫁了律师，丈夫倒是老实，但婆家规矩大，过得也不轻松。见朗还没结婚，但父亲说他不争气，整天就知道玩。

  见宁呢？她十八岁那年，嫁给了谢景行。

  那扬婚礼轰动全港。谢家，香港顶级的豪门，谢景行，谢家的独子、掌权人。所有人都说，温家六小姐走了大运，一个庶女，居然能嫁入这样的门第。

  我去参加了婚礼。见宁穿着婚纱从楼梯上走下来的那一刻，全扬寂静。她终于撩开了那厚重的刘海——那张脸，美得让人窒息。我才明白，原来这些年，她一直藏着这样的容颜。

  谢景行看她的眼神，是我从未在刘世宏眼里见过的专注和深情。他牵她的手，动作轻柔得像对待稀世珍宝。

  “他们很相爱。”站在我身边的见慧轻声说。

  我没说话，心里像被什么堵住了，又酸又涩。

  婚后的见宁，过得比我想象的还好。谢景行宠她宠得全港皆知——不带女伴参加任何活动，应酬再晚也回家，出差每天都打电话。他们很快有了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家庭和睦得让人嫉妒。

  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见宁把五姨娘接去同住。一个庶女，把生母接到夫家奉养，这在香港豪门里几乎闻所未闻。但谢景行同意了，谢家上下都没人说闲话。

  我去看望五姨娘时，她住在谢家浅水湾的大别墅里，有专门的佣人照顾，气色比在温家时好了不止一点半点。

  “见宁孝顺。”五姨娘拉着我的手，“见萱，你也要好好的。”

  我点头，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同样是女儿，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母亲也很羡慕，有一次对我说：“早知道见宁有这样的造化，当年就该对她更好些。”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我苦笑。

  “是啊，没用了。”母亲叹气，“见萱，你要学学见宁，该软的时候软，该硬的时候硬。不能一味地忍让。”

  我想学，但学不来。我没有见宁的底气——谢景行给了她全部的宠爱和尊重，而刘世宏，给我的只有体面和偶尔的温情。

  时间一年年过去，孩子长大了，我老了。

  家明十七岁那年，提出要去美国读书。刘世宏不同意：“刘家生意在香港，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我第一次和他争执：“孩子想读书是好事，为什么不支持？”

  “我说不行就不行。”刘世宏很坚决。

  最后是家明自己争取到的——他考了全额奖学金，没要家里一分钱。走的那天，我去机扬送他。儿子已经比我高出一个头，拍拍我的肩：“妈，你要好好的。不开心就出去走走，别总待在家里。”

  我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家悦十五岁时，开始叛逆。她看不起父亲的风流，也看不起我的隐忍。我们常吵架，她说：“妈，你为什么这么懦弱？爸在外面有女人，你就该闹，该离婚！”

  “离婚？”我苦笑，“悦悦，你不懂。”

  “我是不懂！我不想变成你这样！”她摔门而出。

  那晚我哭了很久，想我这一生，到底哪里错了？我按大家闺秀的标准长大，按贤妻良母的标准做人，为什么最后成了女儿眼中懦弱的母亲？

  家悦十八岁那年，执意要嫁给一个穷画家。刘世宏大发雷霆，说如果她敢嫁，就断绝父女关系。

  “断就断！反正你也没管过我！”家悦喊得比他还大声。

  最后还是我出面调解。我私下给了家悦一笔钱，是我这些年攒的私房钱。“想清楚，如果真的爱他，妈支持你。但你要知道，选择了就要承担后果。”

  家悦抱着我哭了：“妈，对不起，我以前不该那样说你。”

  “傻孩子。”我摸着她的头发，“妈只是希望你好。”

  家悦最终还是嫁了，婚礼很简单，刘世宏没参加。我去送了嫁，看着女儿穿着白纱的样子，想起我当年的婚礼。那么盛大，那么热闹，却不知其中有多少真心。

  家悦嫁人后，刘家大宅更空了。刘世宏很少回家，据说在外面又养了个年轻的，才二十出头。我懒得问，也懒得管。每天种种花，看看书，偶尔和母亲通个电话。

  母亲老了，身体不太好。父亲走后，温家全靠见深撑着，但也不复从前风光。姨娘们各过各的，见珊见蓉常为点小事争吵。见朗终于结婚了，娶了个小明星，把父亲气得差点住院。

  只有见宁，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谢家的事业越做越大，三个孩子个个出息。她和谢景行还经常上报纸，有时是慈善活动，有时是商务新闻。照片上的她，永远美丽优雅从容，笑容温婉。

  有一次在慈善晚宴上遇见，她主动走过来和我说话。

  “大姐姐，好久不见。”她穿着香槟色的礼服，脖子上戴着翡翠项链，气质出众。

  “六妹。”我微笑，“你看起来很好。”

  “还行。”她在我身边坐下，“家明在美国怎么样？”

  “挺好的，刚读完硕士，在投行工作。”

  “家悦呢？”

  “也还好，生了孩子，当妈妈了。”

  我们聊了些家常，像普通的姐妹。但我能感觉到，我们之间隔着鸿沟——不是身份，是心境。她眼里的从容淡定，是我这辈子都学不来的。

  “大姐姐，”临走时，她忽然说，“对自己好点。”

  我一愣。

  “人生很短，别总是为别人活。”她拍拍我的手，转身离开了。

  那句话在我心里回荡了很久。对自己好点？怎么好？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人生大局已定，还能怎么改变？

  今年我七十六岁了。

  刘世宏三年前中风，半身不遂，搬回了家里。那个跟了他十几年的年轻女人拿了笔钱就走了，最后还是我这个原配照顾他。

  有时候看佣人喂他吃饭，看着这个曾经风流倜傥的男人，如今口眼歪斜的样子，我会想：这就是我们的一生了。他风流快活了大半辈子，最后落在我手里；我隐忍委屈了大半辈子，最后还得伺候他。

  公平吗？不知道。可能这就是命。

  孩子们都忙，家明在美国成家立业，一年回来一次。家悦离婚了，带着孩子搬回香港，但住得远，一周来看我一次。大部分时间，家里只有我和佣人，还有躺在床上的李泽楷。

  上个月，见宁和谢景行庆祝结婚五十五周年，全家上了新闻。照片上，两人白发苍苍，但手牵着手，笑容灿烂。他们儿孙满堂，个个出色。

  我看着电视，心里没有嫉妒，只有淡淡的惆怅。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会怎么选？还会选择做温家的嫡女，嫁入刘家吗？

  可能还是会。因为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家庭，我别无选择。嫡女有嫡女的责任，长媳有长媳的担当。这是我的命，我认了。

  昨天，家悦来看我，带了外孙女。小女孩五岁，活泼可爱，抱着我的腿叫“外婆”。

  “妈，你这几天气色不错。”家悦说。

  “是吗？”我摸摸脸，“可能是春天到了，心情好。”

  “下周末我哥回来，我们全家一起吃个饭吧。”

  “好。”

  家悦陪我坐了一会儿，说起最近的事：“我遇到见宁阿姨了，在艺术展上。她一点不像七十多岁的人，气质特别好。”

  “她一直保养得好。”

  “妈，你说见宁阿姨为什么能过得这么好？”家悦忽然问，“我听说谢叔叔一辈子对她忠心，从来没绯闻。为什么她就这么幸运？”

  我想了想：“不是幸运，是智慧。见宁从小就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怎么去争取。”

  “那你呢？妈，你想要什么？”

  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我想要什么？年轻时想要爱情，想要美满的婚姻；中年时想要孩子的幸福，想要家庭的完整；现在呢？想要平静，想要健康，想要少些遗憾。

  但这些，我从未说出口。

  “我想要你们都好好的。”最后我说。

  家悦看着我，眼神复杂：“妈，你一辈子都在为我们活。”

  “做母亲的，不都这样吗？”

  她没再说话，抱了抱我。

  今天阳光很好，我坐在花园的摇椅上，看着满园春色。刘世宏被佣人推出来晒太阳，他闭着眼睛，不知是睡是醒。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上海温公馆的花园里，那个月光很好的夜晚。快四岁的见宁站在槐树下，月光隐约照出她的容颜。那时我们都还小，人生还有无限可能。

  一晃眼，一辈子就过去了。

  我是温见萱，温家的嫡长女，刘家的长媳。我这一生，按部就班，循规蹈矩，该做的事都做了，该尽的责都尽了。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大悲大喜，就像一杯温吞的白开水，解渴，但无味。

  如果说有什么遗憾，大概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太忽略自己的感受。但这就是我的选择，我的路。

  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一声，两声，在春日的午后悠悠回荡。

  我闭上眼睛，感受阳光照在脸上的温暖。

  这一生，就这样吧。

  不完美，但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