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娄晓娥一走，四合院里的风波似乎平静了许多，可秦函明白，接下来的这十年，才是他面临的最大挑战。

  1965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刚进十一月，北京城就飘起了细碎的雪花。

  秦函裹紧棉大衣，骑着二八大杠穿过红星轧钢厂大门，不经意的一瞥，秦函发现宣传栏前正围着一群工人。

  新贴的大字报墨迹未黑，标题赫然是：

  《彻底批判修正主义的工业七十条》。

  《工业七十条》作为中共中央针对“大跃进”后许多企业没有实行严格责任制、不讲究经济核算、工资奖励制度存在平均主义问题的解决方案，规定了国营工业企业的性质和基本任务，不管怎么说，条例的讨论和试行，对于总结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促进我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此时的政治风向已经转变。

  车间里，王铁牛搓着粗糙的手掌，凑近秦函低声道，“小秦，这风向不对啊。咱们搞的班组核算，不会出事吧？”

  秦函望着窗外越下越大的雪，想起记忆中的历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业七十条》被废除，管理机构被砸碎，正常的生产秩序也被破坏。

  许多行之有效的经济运行法规被诬蔑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严格执行规章制度被斥为“管、卡、压”，像自己这样的改革者，如果不行动起来，估计要不了多久便会不明不白地死去。

  “王师傅，”秦函的声音依旧平静，“咱们搞的是勤俭办厂，提高生产效率，心里有底就不怕。”

  但秦函心里清楚，风暴就要来了。

  他早在三个月前就开始准备——所有的改革数据都做了双份备份，一份明面上的放在办公室，另一份关键数据则用特殊符号标记后混入了普通生产报表。

  他还特意让试点班组在表面上恢复了部分旧的管理形式，而核心的成本核算转为工人间的口头交接。

  不能让任何人抓到现行。

  这天下午，厂部召开全体干部会议，许久未见的李副厂长重新穿上了中山装，梳着油亮的分头，端坐在主席台正中央。

  “同志们！”李副厂长一改往日的颓唐，声音洪亮，

  “党中央英明！这个《工业七十条》，根本就是修正主义的黑纲领，是要把我们社会主义企业变成资本主义的温床！”

  他猛地一拍桌子，震得茶杯盖都跳了起来，

  “我们厂里，就有人借着贯彻七十条的名义，大搞物质刺激，破坏工人阶级团结！说什么成本核算，分明是要恢复资本家那套剥削制度！”

  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投向坐在角落的秦函，李副厂长在针对谁，大家都心知肚明。

  而秦函在这段时间的改革中，也一路晋升，成为了钢厂核算科的科长，在厂里也算有了自己的支持者，但和李副厂长的附庸比，显然还差了许多。

  散会后，杨厂长悄悄拉住秦函，“小秦，最近小心点。老李去市里参加了学习班，听说搭上了新来的领导。”

  秦函点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业管理机构瘫痪，各项规章制度被取消，李副厂长这类人，当然会借着这样的政治运动东山再起。

  果然，第二天，李副厂长就带着几个陌生面孔来到了三车间，这些人个个都臂戴红袖章，神情轻佻。

  “你们这个月的废品率怎么还这么高？”李副厂长指着墙上的统计表，质问车间主任，

  “是不是还有人在这里搞唯生产力论？”

  王铁牛忍不住辩解，“李副厂长，咱们的废品率已经比去年下降了三十个百分点...”

  “闭嘴！”李副厂长厉声打断，“不要拿数字说话，这是典型的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你们的思想根源就有问题！”

  他转向随行人员，装作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说道，

  “看看，这就是七十条流毒的表现。工人们被引导到只关心生产，不关心政治的方向上去了。”

  秦函冷眼旁观，注意到随行人员中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正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

  当晚，秦函敲响了娄晓娥暂住的聋老太太家门，开门的却是傻柱，他正帮着修理漏风的窗户。

  “哟，小秦来了？”傻柱咧着嘴笑，

  “听说李胖子又蹦跶起来了？你别怕，他要是敢欺负你，看我不收拾他！”

  娄晓娥从里屋走出来，脸上是掩不住的担忧。

  自从离婚后，她在秦函的牵线下与傻柱走得越来越近，但她也不是闭门造车的人，对厂内的事情，也略有耳闻。

  秦函接过娄晓娥递来的热水，

  “李副厂长确实开始反扑了。他今天带着‘造反派’的人到车间转了一圈，抓了不少把柄。”

  “那怎么办？”娄晓娥紧张地问，“要不...你就别再搞那些改革了？”

  秦函摇头，“现在不是我想停就能停的。他需要我这个靶子来立威。”

  傻柱一拍大腿，

  “他敢！明天我就去找他说道说道！”

  “别冲动，”秦函拦住傻柱，

  “真想帮我啊，就帮我做几件事。”

  秦函看向娄晓娥，“晓娥姐，你父亲以前在工商联的关系还在吗？我想了解市里几个主要领导的态度变化。”

  “雨柱叔，你在厂里人缘好，帮我留意一下，李副厂长最近都和哪些人接触，特别是厂外的人。”

  接下来的日子，秦函表面上步步退让。

  他主动在班组核算试点会上做了检讨，承认“过分强调经济指标，忽视了政治挂帅”，还把试点工作的部分数据主动上交给了李副厂长领导的“运动办公室”。

  李副厂长对此当然十分满意，还得意地说教着，

  “看看，这就是我们教育的结果，年轻人走点弯路不可怕，关键是能够回到正确的政治路线上来。”

  但背地里，秦函的活动从未停止。

  他通过娄晓娥父亲的老关系，了解到市里主管工业的领导班子正在大换血，支持务实路线的领导大多靠边站了，而傻柱也打听到，李副厂长的一个远房侄子成了某造反派组织的小头目，正需要找个典型来树立威信。

  而秦函，就是这个典型的不二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