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融合纹样陶范

    此次系列考古发掘的成果，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在学术层面，首次系统实证了西汉至东汉时期存在一条连接蜀地、西域、草原、吐蕃、波斯的“昆仑商道”，填补了古代中国西南至中亚、西亚贸易路线的考古空白；出土的多语言文书（《商道盟誓》帛书、译师手册）、多文明融合文物（鎏金铜带钩、双语针灸铜人）与贸易管理遗存（青铜令牌、税收木牍），为研究古代跨区域贸易管理、文明交流与工艺融合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实物资料，改写了学界对古代西域贸易网络的传统认知。

    在现实层面，这些考古发现生动展现了古代中国各民族与周边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历史传统，印证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出土的医药文物（《雪山本草补录》、漆木药箱）与贸易文物（茶马遗存、钱币窖藏），为当代研究传统医药、茶马文化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昆仑商道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

    张北炀站在石城遗址的制高点，望着六大遗址的方向，手中捧着整理完成的考古报告，感慨道：

    “这些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未来的启示。它们告诉我们，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这正是昆仑商道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初春的昆仑山下，冻土刚有解冻迹象，张北炀团队便启动了石城遗址外围的勘探工作。此前在整理石城管理中心出土的文书时，一份东汉木牍提到“石城西三里，有工舍造器，供商队用”，这一线索让团队将勘探重点锁定在石城遗址西侧 3公里处的戈壁地带。

    为提高勘探效率，团队首次引入无人机航拍与地磁勘探技术。无人机搭载高清相机与多光谱传感器，对 20平方公里区域进行全覆盖拍摄，生成的影像图中，一片约 1.5万平方米的夯土建筑遗迹格外显眼——遗迹呈规整的矩形分布，内部隐约可见分区轮廓，与木牍记载的“工舍”规模相符。随后，地磁勘探设备对该区域进行精细化扫描，结果显示遗迹内存在多处强磁异常区，推测为青铜铸造残留的金属物质，进一步印证了“手工业工坊”的可能性。

    “从航拍影像看，这片遗迹分为四个独立区域，可能对应不同手工业类型。”

    赵磊指着影像图分析，

    “结合地磁异常分布，西北区域磁信号最强，大概率是青铜铸造区；东北区域信号较弱且均匀，可能为玉石加工或丝绸织造区；西南区域有不规则磁信号，或许是琉璃烧制区。”

    基于这一判断，团队制定了“分区布方、逐个清理”的发掘方案，将整个工坊区划分为 T1（青铜铸造区）、T2（玉石加工区）、T3（丝绸织造区）、T4（琉璃烧制区）四个发掘区，每个发掘区布设 5米×5米的探方，确保科学记录文物层位关系。

    T1发掘区的清理工作率先展开。当探方挖到 0.8米深度时，苏芮的软毛刷触碰到了坚硬的陶质器物，随着周围泥土被小心剥离，一件残缺的陶范逐渐显露。陶范为两合范结构，内壁刻有精美的纹样——一面是中原传统的龙纹，龙首昂扬，龙身缠绕祥云；另一面则是波斯风格的火焰纹，火焰呈放射状，与波斯商队墓出土琉璃器上的纹样一致。

    “这是典型的融合纹样陶范！”苏芮兴奋地说，

    “说明当时的工匠已能将不同文明的图案融合在同一器物上，直接印证了工艺交流。”

    在陶范周边，团队还发现了青铜熔炉的残体。熔炉由耐火陶土制成，残高约 60厘米，内壁残留着厚厚的铜渣，底部有圆形火口，火口周围散落着木炭遗存。赵磊取样分析后确定，木炭为当地杨木所制，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其年代为西汉末年，与石城遗址主体年代完全吻合。此外，探方内还出土了大量铜渣堆积，经检测，铜渣含铜量约 15%，表明熔炉冶炼效率较高，已具备规模化生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