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章 番外：林秀禾的笔记本

  （一）

  我得奖了。

  不是那种玻璃罩子奖杯，是个挺沉的、木头底座的玩意儿，上面刻着“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灯亮得能晃瞎眼。我穿着专门定做的旗袍，站在台上，手心出汗，脑子里想的居然是：祝洛肯定在后台一手牵一个娃，憋着笑看我僵硬的背脊。

  台下黑压压一片人。有白头发的老作家，有戴眼镜的评论家，还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但看起来就很厉害的人。主持人念颁奖词，说什么“扎根生活的质朴力量”、“为童年守护一方净土”……词儿挺美，但我听着有点耳熟。哦，想起来了，当年在红星生产队猪圈旁，祝洛挠着头夸我第一篇小说时也这调调：“媳妇儿，你这写得，有生活！接地气！净土谈不上，但肯定没猪粪味儿——哎别打别打！”

  话筒递到我嘴边。我张了张嘴，准备好的感谢词忘了一大半。最后只干巴巴说了句：“谢谢。我……我就是把记得的事儿，写下来了。”

  下台后，祝洛带着石头和小花溜过来。石头和小花十岁了，个子窜得快，石头试图伸手摸奖杯：“妈，这能换游戏机不？”小花梳着乖乖的辫子，小大人似的叹气：“哥哥笨，这是荣誉。”然后悄悄拽我旗袍袖子：“妈妈，你真好看。比书上的作者照片好看。”

  祝洛站在一边，西装革履人模狗样，冲我眨眨眼，用口型说：“稳住，林作家。”

  我忽然就笑了。什么紧张，什么眩晕，都没了。只剩下一股暖烘烘的、踏实的东西，从脚底心往上冒。

  （二）

  很多记者问我：“林老师，您最初的创作动力是什么？”

  标准答案大概是“对文学的热爱”、“对儿童的关怀”之类的。但我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是祝洛藏在小布包里、悄悄放在窗台上的那本皱巴巴笔记本。

  那是我“创作”开始的地方，虽然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创作。

  笔记本第一页，是他狗爬似的字：“错字更正榜（第一名：林秀禾）”。下面是我用铅笔更正的“课”字。真丑。但那时候，这行字像根细小的火柴，“嗤啦”一下，点亮了我心里某个黑黢黢的角落。原来我认的字，也有用。原来我挑出的错，也有人在意。

  后来，笔记本上多了他出的算术题：“王婶给3棵白菜，吃了1棵，剩几棵？”我工工整整写“2”。他在旁边画个咧嘴笑的表情。再后来，是我自己试着写的句子：“今天太阳好，猪崽晒暖。”他红笔批注：“生动！可扩展：猪崽怎么晒暖？挤在一起？哼哼叫？”

  写着写着，就从“猪崽晒暖”，写到了“田鼠数粮”，写到了更远的、只在我想象里存在的世界。

  那笔记本早磨没了边角，纸页发黄，但我一直收着。比后来任何一本装帧精美的样书都金贵。它告诉我：“爱”这个东西，有时候不一定是把你举得多高，喊得多响。它可能就是，在你觉得自己一文不值、连脚底泥都不如的时候，认认真真给你的错别字画个红圈，然后说：“这儿，改改，能更好。”

  是托底。稳稳地，在你快要沉下去的时候，给你垫块石头，告诉你：站这儿，你能看见光。

  （三）

  刚去北京那会儿，我差点被吓回来。

  大学里姑娘们说话像唱歌，走路带着风。她们讨论的书、电影、诗人，我听都没听过。我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一出口，就有人微微侧目，听着城市遥远的嗡嗡声，我想家，想村里安静的夜，想母亲，甚至有点想猪圈的味道。

  我给祝洛写信，我们偶尔会用写信来代替说不出口的话，写我的惶恐，写我像个闯进天鹅群的丑鸭子。他回信快，字依旧不怎么好看：“丑鸭子？胡说！我媳妇明明是潜力股！天鹅吃啥？水草！你吃啥？智慧！稳赢！另，石头今天试图用奶瓶喂小花吃米糊，场面失控，本慈父已处理，勿念。速速学习，早日赚钱养家。”

  信末尾画了三个火柴人，两大一小，手拉手，头顶上是个歪歪扭扭的太阳。

  看着那画，我眼泪啪嗒掉信纸上，又笑了，是啊，怕什么。最坏不就是回村里种地？可我现在能认字，会算数，还能写点东西。底牌多了，不怕。

  第一次在课堂上被老师点名朗读自己的作文，我腿肚子转筋，声音发颤。读完，教室里安静了几秒。然后，那位总是很严厉的现代文学老师，推了推眼镜，说：“林秀禾同学，你这篇《母亲的纺车》，有沈从文《边城》里的一丝味道。很好，保持这份朴拙与真切。”

  我懵懵懂懂坐下，心跳如鼓。下课后，同桌那个北京姑娘捅捅我：“行啊秀禾，深藏不露！沈从文味儿是啥味儿？回头教教我！”

  你看，大城市也没那么可怕。它只是需要你，先自己站稳了。

  （四）

  写《田埂上的风》那会儿，是我最较劲的时候。白天上课，晚上哄睡孩子，等全世界安静了，才能摊开稿纸。写不下去是常事。有时候对着煤油灯发愣，脑子里空空如也。祝洛要是没睡，就泡杯劣质茶陪着我，也不说话，就看他的经济报表。偶尔我叹气，他就头也不抬扔过来一句：“林作家，卡文了？想想咱石头昨天为啥挨揍，灵感说不定就来了。”

  石头为什么挨揍？因为他试图教会小花如何从衣柜顶上“飞”下来，用的道具是床单。

  想着想着，我自己先乐了。笔下那个调皮捣蛋的“石头哥”，好像一下子活了过来。

  书出版那天，我摸着光滑的封面，闻着油墨香，感觉像做梦。祝洛买了一整只烤鸭庆祝，虽然大部分进了他和两个小馋猫的肚子。他举着油乎乎的鸭腿，冲我乐：“媳妇儿，以后你就是有著作的人了！说话硬气点！比如，可以命令我：‘祝洛，去刷碗！’”

  “那你刷吗？”

  “……刷。”

  他真去刷了，哼着荒腔走调的歌。水声哗哗，孩子们在屋里追跑打闹。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所谓“成功”，或许不是站上多高的领奖台，而是你在为之奋斗的时候，身后永远有个哼着歌刷碗的人，和一片让你安心喧闹的烟火气。

  （五）

  成名后，也有烦心事。

  比如总有采访想挖“苦难经历”，尤其是“地主成分”带来的阴影。我很少细说。不是回避，是觉得没啥好说的。成分是历史给的烙印，但日子是自己一天天过出来的。王婶递来的那两个热鸡蛋，赵队长那声硬邦邦却藏着关照的“注意身体”，母亲改嫁后眼底重新亮起的光，还有祝洛那个永远带着体温和玩笑的怀抱……这些，比那个冷冰冰的“成分”重多了。

  也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格局不够宏大”，“沉溺于小情小趣”。起初有点郁闷。祝洛听了，翻个白眼：“格局？让他们来试试一边带孩子一边写‘格局’！你能把‘小情小趣’写好，让那么多孩子笑着看完，想着自己的爷爷奶奶、田埂小河，这就是最大的格局！比那些空中楼阁的‘宏大’实在一万倍！”

  他是我的“头号毒舌评论家”兼“首席安慰师”。

  后来我学聪明了。再遇到这种问题，我就笑笑：“我就是一个从村里走出来的、记得自己怎么长大的写作者。孩子需要童话，也需要知道，童话可能就藏在自家后院，或者妈妈小时候呆过的猪圈旁边。”

  （六）

  现在，我坐在明亮的书房里，窗外是北京秋天的梧桐。书架上摆着我的书，各种版本，译成好几国文字。石头和小花的照片摆在最顺手的位置，一个搞怪，一个文静。

  有时读者来信，有孩子问：“秀禾阿姨，你怎么能记住那么多好玩的事？”

  我想了想，回信说：“不是记住，是没忘记。”

  没忘记泥土的温度，露水的清澈，第一次读懂一本书时的狂喜，还有那个在寒夜里，用一个窝窝头和一本错字本，笨拙却坚定地为我“托底”的男人。

  他托住了我下坠的人生，然后指着星空说：“看，那儿，你可以飞。”

  而我，终于学会了飞翔，却始终知道，无论飞多远，回头，那块坚实的土地永远都在。上面站着我的爱人，我的孩子，和那个从未远去的、扎着粗辫子、眼神怯懦却终于亮起来的乡下姑娘。

  爱是托举，让你看见星空。

  但更是托底，让你敢仰望星空时，不怕坠落。

  我拧开笔帽，在新笔记本的第一行，写下：

  “献给所有曾感到渺小，却从未停止生长的灵魂。”

  窗外的阳光，正好落在我戴着朴素婚戒的手指上，暖洋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