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7章 清算与宽恕

  这是新朝立威、昭示新旧更替的关键一步，也是衡量萧玦“宽严之道”的试金石。如何把握分寸，既能彰显法度威严、安抚民心、震慑潜在敌人，又不至于扩大打击面、引发新的恐慌和对抗，成为摆在萧玦、霍颜和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法司）面前的一道难题。

  被羁押在天牢和刑部大牢的，是林惟松核心党羽、二皇子萧玹的死忠、以及部分罪行昭彰、民愤极大的前朝高官，共计四十余人。这还不包括那些已经被处置的中低级官员和爪牙。名单是霍颜的情报网、察访司的暗查以及投降官员的供述综合而来，经过反复核实，确保核心罪证确凿。

  公审的地点，设在原刑部大堂。此处经过修葺，开阔肃穆，足以容纳百官旁听，也允许经过严格筛选的京城百姓代表和受害苦主入内。公开、透明，是新朝对此事定下的基调。

  公审前夜，萧玦再次在御书房召见了霍颜、新任刑部尚书刘峻（即之前北地出身、支持改革的官员）、大理寺卿（一位前朝留任但相对清正的官员）和御史大夫。

  烛火摇曳，映照着几人凝重的面容。

  “明日公审，诸卿准备如何？”萧玦问。

  刘峻出列，他身材高大，面容刚毅，声音洪亮：“回陛下，三法司已会同察访司，将四十余名首犯罪证整理完毕，分门别类，确凿无误。主要罪状包括：依附逆党、构陷忠良（尤以霍家一案为甚）、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勾结外敌（指与江南某些未降势力暗通款曲）、以及在前朝末年横征暴敛、致使民不聊生等。人证、物证、口供链完整，足以定罪。”

  萧玦点头：“证据确凿，便好。量刑标准呢？”

  刘峻顿了顿，道：“依《永初律》草案及陛下‘惩恶务尽，胁从罔治’之旨意，臣等议定：对其中罪行特别严重、民愤极大、且无悔改之意的核心主犯十八人，拟判斩立决，抄没家产，家人流放。对罪行较重、但非核心、或有一定悔过表现者十五人，拟判绞监候，家产充公，家人视情节或流放或贬为庶民。对罪行相对较轻、多属胁从、且主动交代或检举有功者七人，拟判流放三千里，遇赦不赦，家产部分充公。”

  他看了一眼萧玦的脸色，补充道：“此乃初步拟议，最终裁决，还需陛下圣裁。”

  十八颗人头，十五个死缓，七个流放。这名单一公布，必然震动朝野。

  萧玦沉默片刻，看向霍颜：“霍卿以为如何？”

  霍颜躬身：“刘尚书所拟，于法有据，于情合理。首恶不除，无以正国法、平民愤、立新朝威严。然，臣有一虑。”

  “讲。”

  “此四十余人，皆是明面上罪证确凿者。然其门下、故吏、姻亲、利益关联者，遍布朝野州县，数目远不止此。若只严惩此数十人，恐其党羽心怀侥幸，暗中潜伏，伺机反扑；若牵连过广，又恐人人自危，逼得那些原本可争取的骑墙派甚至观望者铤而走险，反而生乱。”霍颜缓缓道，“故臣以为，明日公审，判决需严厉，以儆效尤。但同时，陛下应即刻颁布‘既往不咎’诏书，明确划清界限——以此四十余人为界，此前种种，除十恶及谋逆、通敌等重罪外，余者只要诚心归顺新朝，严守法令，朝廷概不追究。如此，既显雷霆手段，亦彰浩荡天恩，可最大限度分化瓦解残余敌对势力，稳定人心。”

  这是典型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策略，但需要皇帝以最高权威的形式明确承诺。

  大理寺卿犹豫道：“霍相所言甚是。然‘既往不咎’四字，尺度如何把握？若过于宽泛，恐让真正有罪者逍遥法外；若限制过严，又难达安抚之效。且此诏一出，日后若再发现有人此前罪行严重却因诏书而逃脱，该如何处置？”

  这是个实际问题。“既往不咎”不等于无限豁免。

  沈清语今日也在，她开口道：“‘咎’与‘不咎’，需有明确标准。可规定，凡已记录在案、证据确凿之罪行，不在赦免之列。此四十余人及其已查明之同案犯，便是‘案’之所在。诏书可明确，以此次公审定罪为限，此前未被朝廷正式立案调查、或证据不足、或仅为风闻之事，只要当事人自此遵纪守法，朝廷不再追究。但若此后再有新的、确凿的此前犯罪证据被发现，或当事人再犯新罪，则新账旧账一并清算。同时，鼓励知情者举报，但需实名，且经查证属实方有效，以防诬告。”

  她提出了一个动态的、有条件的赦免方案，既给了大多数人一颗定心丸，又保留了法律追究的潜在可能，并设置了防止滥用的门槛。

  萧玦仔细听着，手指轻叩桌面。良久，他做出决断：“便依霍卿与清语所言。明日公审，依刘卿所拟判决执行，务必公开公正，让天下人看清其罪。公审之后，朕即颁‘永初赦免诏’，内容按方才所议拟定，强调以此次公审为界，除十恶及谋逆通敌重罪外，余者只要安分守己，效忠新朝，前愆不问。但若再犯，或发现确凿旧罪，严惩不贷。”

  他目光扫过众人：“此诏一出，便是定论。朝廷各部、地方州县，需严格执行，不得阳奉阴违，借机打击报复，亦不得纵容包庇。霍卿，此事由你总揽监督。”

  “臣遵旨。”霍颜应道。

  **翌日，刑部大堂。**

  气氛肃杀。大堂内外戒备森严，赤焰营将士持戟肃立，目光凛然。百官按品级立于两侧，后排则站着经过筛选的百姓代表和部分苦主，许多人脸上带着激动、悲愤或期待。

  萧玦未亲临，由三法司主官会同审理，霍颜、沈清语及几位重臣旁听督案。

  四十余名囚犯被依次押上，大多披头散发，身穿囚衣，镣铐加身。昔日的蟒袍玉带、威风赫赫，如今只剩下一片狼藉。有人面如死灰，有人强作镇定，也有人痛哭流涕，高喊冤枉。

  审判过程漫长而细致。刘峻作为主审，每审一人，便将其主要罪状一一宣读，出示证据，传唤人证。贪墨的账册、构陷的伪证、苦主的血泪控诉、同党的揭发供词……一桩桩，一件件，在阳光下被彻底摊开。

  堂下旁听者，时而愤慨，时而唏嘘。尤其是当审理到构陷霍家、导致无数人惨死流放，以及为讨好二皇子和林党而制造的诸多冤案时，苦主们的哭泣和控诉，令闻者动容。霍颜坐在旁听席上，面色沉静，唯有在听到某些细节时，眼神深处才会掠过一丝冰冷的寒意。沈清语轻轻握了握他的手。

  审理持续了整整一天。证据确凿，大多数囚犯在铁证面前哑口无言，或认罪伏法。少数几人试图狡辩，但在严密的证据链和证人指认下，也很快溃不成军。

  日落时分，刘峻起身，当众宣读了判决：十八人斩立决，十五人绞监候，七人流放三千里。判词清晰，法条引用明确。

  宣判完毕，堂下一片寂静，随即爆发出压抑的欢呼和哭声。苦主们跪地叩谢天恩，百官神色复杂，囚犯们则如丧考妣。

  “带下去！”刘峻挥手。

  囚犯被押走，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这扬公开的审判，如同一扬彻底的手术，将前朝肌体上最腐败、最毒恶的脓疮公开剜除，血淋淋，却也让许多人感到一阵畅快和希望。

  次日，皇帝诏书下达。

  在严厉惩处首恶的同时，《永初赦免诏》正式颁布天下。诏书以恳切又威严的笔调，重申了新朝“除暴安良、与民更始”之志，明确宣布以此次公审定罪为界限，除十恶及谋逆、通敌等不可赦之重罪外，其余前朝官员、吏员、士绅、百姓，只要自此洗心革面，遵纪守法，效忠新朝，以往过错，朝廷一概不予追究。诏书鼓励各安生业，并警告若有人借此诏行不法，或日后再犯，必将严惩。

  诏书通过驿站快马、官府张贴、乡里宣读等方式，迅速传遍京城和已归附的各州县。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许多原本惶惶不可终日、担心被秋后算账的前朝中下层官员、胥吏、乃至与林党有过些许瓜葛的地方士绅，在听到诏书内容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观望和抵触情绪大为缓解。尽管对新政仍有疑虑，但至少不必再担心因过去站队或一些不甚干净的事情而掉脑袋、破家了。

  朝堂之上，那些原本属于“骑墙派”或“待观察”的官员，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皇帝说话算话，说清算只清算首恶，说宽恕便真的颁布了赦免诏。这让他们看到了在新朝生存下去的可能，甚至开始主动思考如何适应新规则。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信服。仍有少数与首犯关系极深、罪行可能被隐藏、或对新朝极度仇视的人，心中不信，或暗中嘲笑这是“收买人心”的权宜之计，继续蛰伏。但这部分人已是极少数，且其活动空间被大幅压缩。

  吏部的安抚工作，也因此顺利了许多。当那些旧臣发现，朝廷并非要赶尽杀绝，而是给了明确的出路和保障后，讨价还价的底气便弱了，对安置方案的接受度也提高了。

  霍颜在吏部与周廷等人的“座谈”，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举行的。过程虽有争论，但整体气氛比预想中平和。周廷等人提出的部分合理诉求（如某些外放官员希望去条件稍好之地、某些荣誉衔的待遇细节），霍颜和郑怀远酌情应允或解释了政策考量；对于那些不合理的要求（如要求保留全部原有特权、或对明显不适合的职位提出非分要求），则当扬有理有据地驳回。座谈记录整理成文，部分内容以吏部通告形式下发，成为处理类似问题的参考。

  “清算”与“宽恕”，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萧玦和霍颜的掌控下，稳稳落地。新朝用最严厉的手段处置了最恶劣的敌人，也用最明确的承诺安抚了最大多数的不安者。法律的威严与政治的弹性，在这一刻得到了艰难的平衡。

  长安城的雨停了，天空放晴。街道上的人群似乎比往日多了些生气，商铺的叫卖声也响亮了些。空气里弥漫着的，除了湿润的泥土气，似乎还有一丝劫后余生、重新开始的淡淡希望。

  然而，霍颜和沈清语都清楚，这只是第一步。稳定人心之后，更艰巨的挑战——如何让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重新运转起来，填补空虚的国库，恢复凋敝的民生——正等待着他们。而财政的危机，已然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