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一十二章 胡杨桩下埋的不是土

  1969年的勘测图。

  在那歪歪斜斜的矿洞线条旁，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用铅笔写的批注。

  “海拔每升500米，麻线张力减0.05牛顿。”

  “胡杨汁稠度随冻土深度变化，三月取汁，需加三成硝。”

  “西南湿重，需用麂皮裹芯，否则哨音必哑。”

  这些文字凌乱、潦草，甚至带着错别字，但这哪里是笔记？

  这是在这个没有大数据的年代，一群泥腿子用命和时间，在脊梁骨上刻出来的“中国区适配数据库”。

  那些本该写进正规技术手册、被专家们审议后颁布的行业标准，因为时代的动荡，全都被碾碎了，藏进了这些老工人的棉袄里、陶罐里、坟头土里。

  我看着老罗那双像老松树皮一样的手，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来的酸涩。

  “老罗，这东西，你藏了多久？”我低声问。

  老罗没吭声，只是剪断了最后一根线头，把棉袄穿回身上，用力紧了紧怀里的那把破旧胡杨哨子。

  那一晚，我没睡。

  我借着那一豆灯火，趴在油腻腻的行军床上，用炭笔在油纸背面飞快地勾勒。

  老罗的经验是“术”，而我脑子里的现代系统工程方法是“道”。

  我要把这些碎裂的火星子重新揉成一团火。

  海拔换算系数、湿度补偿曲线、声波频率对照表……这些在后世只需点一下鼠标就能算出来的东西，我现在得用最原始的炭笔，一点一点在这个时代的白纸上还原。

  《火种地域适配速查表》。

  这几个字落在纸面上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第二天清晨，空气冷得能把嗓子眼儿冻住。

  老罗依旧沉默得像块石头。

  他把那三十个从土里刨出来的温控继电器，一个一个地装进十七个木箱。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他在每个箱子的底层，都垫了一层厚度不同的胡杨布。

  有的布纹细密得像绸子，有的却稀疏得能看到缝。

  我蹲下身，摸了摸分给西北厂的那个箱子，又摸了摸分给西南九厂的。

  心头巨震。

  布纹的疏密，竟然完美对应了各厂所在地的年均湿度。

  湿度大的地方，布纹就稀，方便透气防腐；干燥的地方，布纹就厚，用来锁住那点可怜的电介质水分。

  这老头儿没上过一天大学，却用三十年的沉默，在心里装下了一台气象计算机。

  周卫国站在一旁，看着这些不起眼的烂木箱，眼神复杂得可怕。

  突然，他伸手扯开了自己军装的内衬，刺啦一声，撕下一块巴掌大的绿布。

  那布很旧，边角都磨毛了，但在布的一角，却用红线绣着一行极小的字：“1964·马兰”。

  马兰。

  那是共和国第一颗原子弹升起的地方。

  “西北戈壁厂的那箱，用这个包。”周卫国把布扔进木箱，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说今天早晨吃什么，“那里的风沙大，这块布挡得住。”

  我看着那块布，又看了看周卫国。

  这个铁血教条的军人，此刻眼底竟闪过一丝藏得极深的温柔。

  车队引擎的轰鸣声打破了雪原的死寂。

  启程前，我独自折回了那个雪坡。

  我把昨晚连夜赶出来的《速查表》叠好，塞进了一个密封的铁筒里，用力按进了那株老胡杨桩旁的深坑，盖上浮雪，又踩实了几脚。

  刚做完这一切，远处忽然传来一阵悠扬却又带着股子杀伐气的哨音。

  我猛地抬头。

  雪坡高处，小赵带着那帮112厂的新徒工，不知道什么时候排成了一列。

  他们没穿大衣，只穿着单薄的工作服，迎着风，齐刷刷地吹响了手里的胡杨哨。

  那旋律是《东方红》。

  但在我的耳朵里，那节奏不对。

  每一个停顿，每一个颤音，每一个爆破音的频率，竟然完美暗合了p-105型变压器待机时的磁场振动频段。

  他们不是在唱歌，他们是在用这种方式向我汇报：林总，你教的东西，我们刻进骨子里了。

  哨音在山谷间回荡，像是要把这漫天的风雪都震碎。

  我握紧了口袋里那枚带着坟头土气息的硝土哨，那是小赵送给我的。

  冰凉的哨体在掌心渐渐变温。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辆正在等待我的吉普车，又看了看这群正在雪地里发芽的“火种”。

  春天要走的路，得靠千万双脚踩出来，而不是靠某一个人捂热的一枚徽章。

  我深吸一口冷气，转身大步流星地朝车队走去。

  吉普车剧烈地颠簸着，在这条通往三线深山的荒凉公路上艰难爬行。

  我靠在椅背上，手指不自觉地在口袋里摩挲着那枚粗粝的哨子。

  哨子内壁那些细密的齿纹，像是在我指尖反复划动，又像是在对我诉说着某种只有我能听懂的暗语。

  周卫国在旁边突然冒出一句：“西南九厂那边，除了继电器，还有个‘大家伙’在等着你。那东西，苏联人当年走的时候，是用火药直接炸了一半的。”

  我闭上眼，没接茬，只是把那枚哨子捏得更紧了。

  指尖的触感告诉我，这枚哨子里的硝土，似乎在随着某种频率，微微地搏动着。

  这种频率很贼，不像是单纯的人声或者风声，更像是某种被刻意校准过的电子脉冲，正隔着粗糙的硝土层，一下一下地撞击我的指肚。

  我猛地睁开眼，盯着车顶那块晃个不停的油布，脑子里像是有个老旧的拨号盘在疯狂转动。

  不对劲。

  刚才小赵他们吹的那首《东方红》，节奏慢得离谱。

  我原本以为那是这帮孩子在严寒里冻麻了嘴，或者是对我的离别抒情。

  可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断句方式，那三个长音带一个短促爆破的间歇……

  那是p-105型电台待机时的背景频段。

  这种苏联产的军用通信设备，在这个年代的普通工厂里绝对见不到。

  甚至在112厂这种半保密单位，除了那几个背着步话机的卫兵，没人有资格接触。

  但这帮新兵蛋子，竟然能用肺活量和哨音，把呼吸频率精准地卡在4.2兆赫兹的磁场波动位点上。

  这哪是学徒工？这是练家子。

  “停一下。”我突然开口，嗓音干涩得像吞了一把沙子。

  吉普车发出一声惨叫，在结冰的路面上甩了个半圆，堪堪停在悬崖边上。

  周卫国正抱着烟盒打盹，被这一下晃得差点磕掉门牙。

  “林钧，你丫抽什么风？”周卫国吐掉嘴里的烟丝，那双僵尸眼瞬间立了起来，“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再耽误下去，天黑前赶不到宿营地，咱们都得在车里冻成冰棍。”

  “东西落下了。”我没看他，直接推门跳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