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木美冰冷的目光与乌志蒙冒火的视线撞到了一起。她看得出来，一旦与乌志蒙这种歹毒的人结怨，光靠斗嘴吵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木美鼻子一哼，带着厌恶的口气狠恨地反洁道：“男子巴叉的，不要说这种废话。有种我们约个时间单挑嘛，老娘不得怕你。”

  两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争个不休，相互话里带刺顶起来，闹得不可开交。

  本来冯国哲听了木美的话，还稍稍犹豫了一下：是啊，开什么玩笑，以尤科长的德行和操守，打死他都不会相信尤科长是共党分子。但后来他又觉得乌棒的话也有道理，如今捜出了物证，又有两位科长作人证，说不定尤科长见钱眼开充当内应，他的共党嫌疑犯怕是板上钉钉啰。总之事关重大，可不能感情用事，还得处处留神，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最主要的是，千万不要把自己搭了进去，弄得猫抓糍粑——脱不了爪爪。他干咳一声，没有理会木美的话，不耐烦地对乌志蒙挥挥手大喊一声：“给我捆了押回去。”

  尤科长还想分辩，“局长，冤枉呀——我是上了假袍哥的当呀——”人群中早已窜出几个情报科的队员，扑上去扭住他的两手捆绑起来，七手八脚的押着推上了军车。

  望着哥哥挣扎的背影，木美受到了很深的刺激，她咬牙切齿地盯着乌志蒙，冰冷的小眼睛里闪过一道杀气。她在心中暗暗发誓：此仇不服非君子，一定要让这个歹毒的小人死无葬身之地。否则，自己两兄妹可能要栽在他的手里。

  冯国哲板着面孔，一股无名火窜上心头，他越想越糊涂，越想越烦恼，不要说尤科长不大可能是共党，就算他真是共党，终究是北碚稽查分局里的人，自己难以摆脱责任呀。当然，现在还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赶快把丢失的电台查清楚。他在心里盘算开了：此事不宜延误，晚上回去，马上对尤科长进行审讯，务必探出真情。明天天亮前，就要把局里的人派出去侦查，在北碚布下天罗地网，阻止共党转移电台。最好明天有个结果，否则万一上峰知道，就难以回复了。

  一阵夜风吹来刮过面颊，冯国哲打了一个寒噤。他缩头弯腰的向吉普车走去，乌志蒙上前一步，扶着他上了车，一队人马匆匆忙忙向北碚分局赶去。

  冯国哲带着众人回到北碚分局，已是三更时分。他急匆匆泡上一壶普洱茶，叫上乌志蒙和叶兴逸，立马开堂审讯尤科长。

  冯国哲带着满腹疑虑，使出浑身数解，威胁利诱，软硬兼施，忙活了半天，还是问不出个青红皂白。他哪里知道，尤科长自己也是浑浑噩噩，一头雾水，对整个事情找不到答案呢。

  那么，电台到底是怎样被调包的呢？

  原来，前天傍晚，叶兴逸把冯国哲制定的押运计划和相关暗号设置的情报送给了林晋松后，两人当即找到顾宏君进行了精心的梳理，确定了行动方案。又由林晋松将北合区委的计划连夜送到重庆南岸的重庆市委交通站，请求上级组织支援。重庆市委立即作出必要的布置后，林晋松受命在第二天上午乘船将一个天衣无缝的调包计划带回到北合区委。

  其实，昨天傍晚在重庆城的金紫山脚与尤科长搭讪的那个大个子“黄三哥”，是重庆地下党员装扮的。他根据叶兴逸提供的重庆黄沙溪公口礼字堂舵把子韦大爷与北碚码头富贵堂的舵把子崔老爷子和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北碚稽查分局冯国哲非法勾当的线索，以利相诱，使贪财的尤科长轻易上钩，收下了大洋“定金”，不知不觉的在身上留下了背黑锅的赃物；后来，在双山路口装车时，假黄三哥又引诱尤科长收下欠条，留下了物证，并利用写欠条时挡住尤科长视线的时机，由化装成黄包车夫的另一个地下党员，迅速将撕掉一半的钞票换到了藏有电台的那个竹筐上，并将那节麻绳换到了另一个筐壁上，做好手脚完成了调包；当乌志蒙和叶兴逸吃完火锅回来，假黄三哥还故意在让他们看见自己慌慌张张离开的背景，目的是为了让乌志蒙目睹尤科长和陌生人会面的“可疑”行迹的人证；到北碚后，由林晋松和另一个地下党员化装的袍哥轻松地把已经做过手脚的装有电台的那个广柑竹筐弄走。在整个过程中，叶兴逸还几次挑起尤科长和乌志蒙的矛盾，使两人不断吵嘴打架，为的是进一步引起乌志蒙的怀疑。

  这一番周密布置，巧妙安排，不要说狡诈成性的乌志蒙眼花缭乱，云山雾罩，不断的帮腔作证，假公济私泄私愤；那尤科长更是乖乖跌落圈套、背上黑锅，成了个道道地地的替死鬼。眼下，尤科长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没有办法，只得瞪着痴滞的目光连喊“冤枉”。

  冯国哲一直在作判断，他有点倾向于尤科长被人骗了，但尤科长是怎样中计的，内中的情节扑朔迷离，他觉得奇怪的是：假冒袍哥的那点伎俩，尤科长这个头脑简单的家伙遭人骗了也就算了，但乌志蒙可是个狡诈多变的人，叶兴逸也是精明过人，这两个人都是北碚稽查分局的顶尖高手，怎么可能同时被算计呢？他实在有点想不通。他们有无可以怀疑的地方？有无串通一气诬陷尤科长的可能？冯国哲越想越不对劲，掉头看了他们一眼，扯起喉咙劈头盖脸地问：“你们两个一路上究竟看到了什么？不要和稀泥，是那样讲那样，不妨从头到尾再说一遍。”

  面对冯国哲一连串凶狠的逼问，叶兴逸装作没办法的样子，吞吞吐吐地说起来。他按照预先想好的一套，在无关紧要的地方掐头去尾，重点是几个关键细节的描述，听起来他都在为尤科长开脱，其实是在坐实他的嫌疑。他之所以说得很详细，不是他特意进行了收集记忆，而是整个计划都是按他的想法设计出来的，所有的细节都经过了反复推敲，他当然知道那些该讲那些不该说；更清楚怎样才能让尤科长这个替死鬼当得自然而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