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章 去煤场干活

  苦妹搬进正房后，心里那份虚幻的安稳感，如同炕洞里新添的柴火，烧得正旺。

  她仔细擦拭着那个老旧的木柜，将王建国散乱的衣服叠放整齐，把炕席的边边角角都扫得干干净净。

  她甚至开始琢磨，等开春了，要在院墙边撒点菜籽，在窗台下养两只鸡，把这日子过得更有烟火气些。

  她沉浸在这种对未来的琐碎憧憬里，几乎快要忘记，生活最狰狞的獠牙，往往就藏在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

  这天晚上，外面起了北风，吹得窗棂纸呼呼作响。王建国蹲在炕沿边，“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一袋烟抽完，他在鞋底上用力磕了磕烟袋锅，发出沉闷的响声，然后抬起头，目光有些游移地扫过正在灯下缝补他一件旧褂子的苦妹，瓮声瓮气地开了口：

  “眼瞅着就进冬月了，这天说冷就冷。”他顿了顿，像是难以启齿，声音愈发低沉，“家里……缸里的粮食见底了，开春买种子的钱也……也还没着落。往年俺一个人，紧巴点也就熬过去了，今年……”

  他没再说下去，但话里的意思，像一块冰冷的石头，重重砸在了苦妹的心上。

  她捏着针线的手指猛地一僵，针尖险些扎进指腹。那点刚刚捂热乎的、关于“家”的暖意，瞬间被这现实的寒流冲散了大半。

  她抬起头，看着王建国那张被油灯映照得更加愁苦的脸，心里明白，自己不能再这么“白吃白住”下去了。

  尤其是在两人同住一炕之后，这种依附，更让她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和压力。

  “我……我能干活。”她放下手里的针线，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急于证明什么的急切，“我明儿就出去找活干。”

  王建国抬起眼皮，打量了一下她单薄的身板和依旧没什么血色的脸，摇了摇头，语气带着庄稼人的实在：“你这身子，刚见好，重活干不了。咱这村里，你也知道，没啥来钱的营生，女人家也就是缝缝补补，伺候那点自留地。”

  他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得苦妹透心凉。她知道他说的是实情，可坐吃山空的恐惧，比病魔更让她害怕。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苦妹就悄悄起了炕。她没惊动还在熟睡的王建国，揣了半个冰冷的窝窝头，顶着凛冽的寒风，走出了小王庄。

  她不知道该去哪里，只能凭着模糊的记忆和打听，朝着听说有活干的地方走。离村五六里地，有个运煤的场子，这是她唯一知道的、可能需要人手的地方。

  深秋的田野一片荒芜，枯草上结着白霜。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她裹紧了身上那件王建国的旧棉袄，依旧觉得寒气无孔不入。走了约莫一个多时辰，才看到那片被黑色笼罩的区域。

  那煤场比她想象的还要大，像一头匍匐在荒地上的黑色巨兽。巨大的煤堆如同连绵的黑色山丘，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煤尘味，细小的黑色颗粒无处不在，落在衣服上、头发上，钻进鼻孔里。

  传送带发出单调而巨大的轰鸣，几节黑乎乎的火车皮像僵死的长虫般停靠在铁轨上。一些光着膀子、浑身只剩下眼白和牙齿是白色的壮汉，正喊着粗野的号子，挥舞着铁锹，将车厢里的煤块奋力卸下，汗水在他们乌黑的脊背上冲刷出一道道泥沟，在寒冷的空气里蒸腾起微弱的白气。

  苦妹看着那场景，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这哪里是女人能干的活儿？

  她硬着头皮，找到那个挂着“调度室”牌子的破旧砖房。里面坐着一个穿着蓝色劳动布工作服、戴着套袖和眼镜的中年男人，正伏在桌上写着什么。

  苦妹站在门口，冷风往里灌，她瑟缩了一下，鼓足勇气，用细若蚊蚋的声音问：“同……同志……您这儿……还要人吗？”

  那男人抬起头，推了推眼镜，上下打量着这个面黄肌瘦、裹在宽大旧棉袄里的女人，眉头立刻皱了起来，语气带着明显的不耐烦：“你？来干啥？我们这儿可没轻省活儿！都是卸车皮的重体力活！赶紧走赶紧走！”

  苦妹的脸瞬间臊得通红，难堪得几乎要转身逃走。可一想到王建国那张愁苦的脸，想到空空如也的米缸，她的脚就像被钉在了原地。

  她深吸了一口冰冷的、带着煤尘的空气，压下喉咙里的哽咽和眼眶的酸涩，往前挪了一小步，用一种近乎哀求的、带着颤抖的声音再次开口：“同志……我……我真的很需要活儿干……我什么都能干，不怕累，不怕脏……工钱少点也行……求求您，给个机会吧……我家里……等米下锅……”

  那男人看着她眼里强忍的泪光和那份走投无路的绝望，脸上的不耐烦稍微收敛了一些。他放下笔，叹了口气，语气缓和了些：“你这女同志……不是我不通融，那卸煤的活儿，你真干不了，那是要力气的。”

  他沉吟了一下，指了指外面那些装满煤块的小推车，“这样吧，卸下来的煤，得用这种独轮车推到那边煤堆去。这推车的活儿，比卸车轻点，但也绝不轻松，按车算钱，推一车给五分钱。你要是愿意，可以试试。不过话说前头，干不了就别硬撑，安全第一。”

  “我愿意！我能干！谢谢您！谢谢同志！”苦妹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连忙不迭地点头，生怕对方反悔。

  于是，苦妹成了这个庞大煤场里，唯一一个推煤车的女人。

  这活儿，确实比直接用铁锹卸车皮“轻点”，但也仅仅是“轻点”而已。那独轮的铁皮小推车，空着的时候就有几十斤重，当她用铁锹将湿漉漉、沉甸甸的煤块一锹一锹装满，堆得像座小山时，整个车子的重量简直堪比巨石。

  她需要弯下腰，双手死死抓住车把，用尽全身的力气，依靠腰腹的力量，才能“嘿”地一声，将这庞然大物抬离地面。

  第一步总是最艰难的。车轮深深陷在松软的煤渣里，每往前推动一步，都感觉是在和整个大地角力。

  沉重的车把深深嵌进她瘦削的肩膀，粗糙的木柄很快就把棉袄磨破，直接硌在骨头上，钻心地疼。

  她必须咬紧牙关，绷紧全身每一根神经，才能保持这沉重家伙的平衡，在凹凸不平、满是煤块和积水的场地上，踉踉跄跄地前行。

  从卸货点到远处的煤堆，距离不近，她推着这山一样的煤车，在那黑色的、仿佛没有尽头的道路上，来回往复。

  汗水很快浸透了内衣，黏糊糊地贴在皮肤上，冷风一吹，又变得冰凉刺骨。额上的汗水混着脸上的煤灰，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痛，她只能胡乱用同样乌黑的袖子抹一把，眼前一片模糊。

  鼻腔里、嘴巴里，全是煤尘的味道，连吐出的唾沫都是黑色的。

  一趟，两趟，三趟……她像个上了发条的木偶，麻木地重复着铲煤、装车、推车、倾倒的动作。

  周围的那些卸车工，起初还用好奇、戏谑，甚至带着点怜悯的目光看她这个突兀的女人，但看到她只是埋着头，一声不吭，拼尽全力推着一车又一车，那目光也渐渐变得和其他煤块一样，麻木而冰冷。

  一天下来，当夕阳的余晖给黑色的煤山镀上一层诡异的金边时，苦妹几乎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了。两条胳膊肿胀酸痛，抬不起来；腰像是断成了几截，每动一下都牵扯着剧痛；肩膀早已被车把磨破，结了痂又磨破，血肉模糊地和棉袄粘连在一起，每放下一趟空车，都像撕掉一层皮。

  脸上、脖子上、所有裸露的皮肤，都覆盖着厚厚一层煤灰，只有偶尔眨眼时，才能看到一丝原本的肤色。

  当她从那个管事的男人手里，接过这一天用命拼来的、一小叠皱巴巴、沾满黑色指印的毛票和硬币时，她的手指颤抖得几乎握不住。那钱，带着她汗水的咸涩和煤尘的苦涩气味。

  拖着仿佛不属于自己的身体，一步步挪回小王庄，挪回那个亮着微弱灯光的土坯房时，天早已黑透。

  王建国看到她这副像是从地底煤窑里爬出来的模样，愣在了灶房门口，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默默地给她打来了一大盆热水。

  苦妹也顾不上什么避讳了，就着昏暗的油灯光，脱下沉重的、浸满汗水和煤灰的破棉袄，用毛巾蘸着热水，擦拭着脸上、脖子上、手臂上的污垢。

  那水，瞬间就变得如同墨汁一般乌黑。温热的水流划过肩膀上血肉模糊的伤口，带来一阵尖锐的刺痛，她死死咬住嘴唇，才没有哼出声来。

  王建国看着她肩膀上那触目惊心的伤，眉头紧紧锁着，半晌，才哑着嗓子说了一句：“明天……要不别去了。”

  苦妹摇了摇头，声音因为疲惫而沙哑：“没事……扛得住。家里……不能没进项。”

  她换上一件干净的打着补丁的旧衣服，瘫倒在烧得温热的大炕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王建国把温在锅里的稀粥和贴饼子端到她炕头，她勉强吃了两口，就再也咽不下去了。

  从那以后，苦妹就成了煤场一个固定的、沉默的“临时工”。每天天不亮，她就顶着星星出门，揣着冰冷的干粮，步行那五六里坑洼的土路。

  傍晚，再拖着散了架似的身体，像一抹游魂般飘回来。日复一日，风雨无阻。

  她赚的钱，一分一厘都来之不易。每次领到那点微薄的工钱，她都会在煤场角落，借着天光，仔细地数清楚，将那些沾着煤灰和血污的毛票、硬币，小心翼翼地抚平，叠好，紧紧攥在手心。

  回到家，等王建国睡下后，她会悄悄掀开炕席的一角，将这一天辛苦所得，仔细地、一张一张地，塞进炕席底下最里面的角落。

  那里，是她和王建国安睡的地方，温热，干燥。她看着那炕席底下，由无数张皱巴巴、脏兮兮的毛票和硬币堆积起来的小小“积蓄”一点点变厚，心里会有一种近乎疼痛的满足感和踏实感。

  这钱，是她用血、用汗、用几乎透支的生命力换来的，是她对这个“家”最实在的贡献，也是她能够留在这里、拥有这片屋顶的底气。

  她在心里默默盘算着，等钱再多一点，开春就能给王建国买一身结实耐磨的新劳动布衣裳，他下地干活总穿那身破的，寒风都往里钻；也许还能扯几尺便宜厚实的布，给自己也做件能御寒的棉袄，总不能一直靠他的旧衣服过冬；剩下的，得紧紧巴巴地攒起来，买种子，或者……万一家里谁有个头疼脑热……

  这个由两人共枕的温热土炕、藏在炕席下的微薄积蓄、以及那个沉默却已成为她男人的王建国所构成的“家”，成了苦妹全部的世界和坚持下去的唯一理由。

  身体的极度痛苦和疲惫，似乎也因此变得可以忍受，甚至带上了一丝悲壮的意味。

  她像一头被套上了沉重犁铧的老牛，低着头，眯着眼，拼尽最后一丝气力，拉着身后那个叫做“生活”的破车，在望不到头的黑色苦役道上，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挪动，只为了守护炕席底下那一点点，属于她和他的，可怜的、滚烫的，带着血汗气息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