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胡达里商队

    挖掘过程中，团队格外谨慎，因为文书类文物极易损坏。苏芮佩戴着防静电手套，用软毛刷逐层清理堆积物，当清理至 1.2米深度时，一片泛黄的木牍残片显露出来，上面隐约可见墨书字迹。

    “立即停止挖掘，启动文书保护预案！”张北炀喊道，队员迅速搭建临时保护台，用喷雾器向周围喷洒保湿剂，防止木牍水分过快蒸发。

    随着更多木牍、帛书与彩绘木简的出土，团队发现这些文书均被整齐堆放在一个木质文书箱内，文书箱虽已腐朽，但仍能看出分层结构，木牍在上，帛书居中，彩绘木简在下，体现了严格的文书分类制度。

    经初步整理，出土的东汉木牍文书共 24枚，内容涵盖商队税收记录、戍卒调度安排与物资调配明细。其中一枚木牍详细记载：

    “永元十年春，中原商队入石城，载丝绸百匹，关税十匹；西羌商队携羊毛毯五十条，关税五条，戍卒三人护送，至藏羌驿站交接。”

    木牍右下角盖有“石城共管印”，印文包含汉、羌、于阗三种文字，印证了三方共管商道的制度。

    最具价值的是一卷帛书《商道盟誓》，帛书长 1.5米，宽 0.8米，用汉、羌、草原、波斯、吐蕃五种文字书写，内容为四方商队共同订立的贸易规则，如“公平交易，不得欺瞒；商道遇险，互助相救；关税统一，不得私加”。帛书边缘钤有四方印章，分别为中原的“都护府印”、草原的“狼纹印”、波斯的“火焰纹印”与吐蕃的“卷草纹印”，表明这份盟誓得到了多文明商队的共同认可。

    彩绘木简则展现了更直观的商道图景，12枚木简首尾相连，绘制出从石城至蜀地、草原、波斯的完整商道路线，路线旁标注着驿站位置、距离与注意事项——如“从石城至藏羌驿站，百里，多雪山，需备防寒物”“草原段，常有风沙，需靠星象辨方向”。木简表面用矿物颜料上色，中原路段用红色标注，草原路段用蓝色，吐蕃路段用绿色，色彩鲜艳，保存完好。

    这些文书的出土，填补了商道管理制度的文字实证空白，证明东汉时期昆仑商道已形成成熟的管理体系：

    既有明确的税收与戍卒调度制度，又有多文明共同认可的贸易规则，还具备详细的路线指引，为研究古代跨区域贸易管理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资料。

    根据此前对藏羌驿站的勘探，团队在驿站遗址西侧发现一处疑似储物坑的遗迹。探地雷达显示，该坑为长方形，长 2米，宽 1.5米，深度 1.2米，内部存在大量金属信号。挖掘前，团队先清理坑口周围的建筑遗迹，发现坑口用石块封堵，石块间用红土粘合，与西羌建筑的封堵方式一致。

    当石块被逐一移除后，坑内整齐码放的青铜令牌映入眼帘。令牌呈长方形，每枚长 10厘米，宽 5厘米，厚度 0.5厘米，表面刻有不同纹样。团队用托盘小心提取令牌，共出土 50枚，分为五式：

    第一式刻中原星象纹，第二式刻西羌羊纹，第三式刻草原狼纹，第四式刻波斯火焰纹，第五式刻吐蕃卷草纹，所有令牌背面均铸有“通行商道”四字汉文。

    苏芮对令牌进行细致观察，发现部分令牌边缘残留着织物痕迹，她立刻取样送往实验室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这些织物分别为中原丝绸与西羌羊毛——刻有星象纹的令牌残留丝绸纤维，刻有羊纹的令牌附着羊毛痕迹。

    “这说明令牌与对应文明的商队物资存放在一起，进一步证明令牌的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