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苇霜渐散，心途未茫

  荒湖农场的苇子，到一九六九年秋，又白了些——不是雪那样净的白，是蒙了层灰的，像霜打过后，连苇杆的风骨都软了半截。风过苇荡时，也不似前些年那般带着刀子劲了，倒添了些蔫蔫的软，吹在人脸上，粘几星苇絮在汗湿的工装领上，像撒了把没溶的盐，涩得慌。周明远扛着锄头走在田埂上，身后跟着杜梅，她手里拎着个粗布兜，装着刚从地里摘的野豆子——是前几日王管教指给她的，说“煮着吃甜，比啃玉米窝头强些”，话里没什么热乎气，却透着点实在。

  “周师傅，你瞧这豆子——比上回摘的，是不是实诚些？”杜梅追上两步，把布兜递到他眼前。布兜里的野豆子青黄掺半，颗颗攥着点土气，滚圆滚圆的，倒像地里刚冒头的疙瘩，没什么光鲜，却透着点活气。周明远停下脚，低头看了看，指尖碰了碰豆子壳，糙得硌手：“是强些，晚上让张婶煮了，大伙分着吃。”他的声气依旧沉，却比初来农场时松快些了——先前那话里的霜气，倒像被这软风刮去了些，剩点温乎的实在。

  这一年多，杜梅早和大伙混熟了。老吴修那台漏风的收音机时，她便蹲在旁递螺丝刀，有时递错了型号，老吴也不恼，只把烟袋锅子往鞋底磕了磕，笑说“丫头眼神嫩，慢慢来，急不得”；小马想家哭鼻子，她就从怀里摸出几颗藏着的野枣，塞给他，说“吃了甜，就不想家了”，野枣是她趁收工摘的，核大肉薄，却也是份心意；连最不苟言笑的王管教，见她顶着日头帮着割麦，汗把蓝布褂子浸得透湿，也会多给她舀半勺稀粥，说“城里来的娃，能吃苦，不易”，话短，却也暖。只有对周明远，她总多着点心思——早上出工时，会悄悄把自己的窝头掰一半给他，说“我饭量小，吃不了”，其实是见他夜里总熬夜修表，怕他饿；晚上看他在煤油灯下擦工具，会默默往灯里添勺油，怕灯暗伤了他的眼，这些事，她从不明说，只像做惯了的本分。

  周明远也知她的心意。有次割麦，杜梅的镰刀钝了，割得慢，汗顺着额角往下淌，把额前的碎发都粘住了，蓝布褂子后背湿了一大片。周明远没言语，只走过去，把手里的快镰刀塞给她，接过那把钝得割不动麦秆的，蹲在田埂上，抓过块河边捡的粗磨石，“沙沙”地磨——磨石上的纹路糙得硌手，镰刀刃子却慢慢亮起来，泛着点冷光。杜梅站在旁边，看着他低头磨镰刀的样子，他的头发里已经掺了些白丝，是被苇荡的潮气浸的，额角的皱纹也深了些，却比刚来农场时更显沉稳。风把他的工装衣角吹起来，露出里面磨破的袖口，线头挂着，杜梅心里忽然有点酸，像吃了没熟的野枣，涩得慌。

  劳作的间隙，倒也有几分浅淡的乐子。有时收工早，大伙就坐在苇荡边的石头上歇脚。老吴讲他以前修收音机的趣事，说“有次修个民国的老收音机，里面藏着张邮票，差点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吓得我连夜把邮票埋了”，说得大伙都笑；小马手巧，就给大伙编草蚂蚱，编得歪歪扭扭的，腿都不齐，却逗得杜梅直笑，笑声脆得很，像苇荡里的鸟叫；王管教偶尔会掏出旱烟袋，给周明远递一袋，两人蹲在地上抽着，烟圈飘在苇荡上空，慢慢散了，像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周明远话少，却会在杜梅看书时，给她摘些野菊花，插在她的小木箱上，说“看着亮堂”——野菊花是他在苇荡边找的，黄灿灿的，带着点劲。杜梅见了，就把菊花夹在书里当书签，书页间便总留着点淡淡的菊香，翻书时闻着，心里也暖。

  只是劳作的苦，从不含糊。一九七〇年的夏天，格外热。太阳烤在地上，像要把这泥土都烤化了，地里的麦子被晒得打蔫，弯着腰，像缴了械的兵，没半点精神。大伙割麦割到晌午，个个汗流浃背，工装能拧出水来，咸津津的，沾在身上痒得慌。杜梅的脸晒得通红，嘴唇干得起了皮，却还咬着牙，手里的镰刀没停——她怕落在后面，怕被人说“城里娃娇气”。周明远看她脸色不对，嘴唇都泛白了，走过去说“歇会儿吧，别硬撑”。杜梅摇摇头，想笑一笑，刚要说话，身子忽的晃了晃，像被风抽了魂的苇杆，没等周明远伸手，便直挺挺地栽在麦地里——工装沾了土，头发散了，看着可怜得很。

  “杜梅！”周明远心里一紧，赶紧冲过去，把她扶起来。杜梅的脸白得像纸，嘴唇发青，没了半点血色。老吴也跑了过来，摸了摸她的额头，烫得吓人：“是中暑了！快送卫生室！”小马年纪小，慌得直哭，手都在抖；王管教沉着脸，喊了两个壮实的汉子，和周明远一起，用门板搭了个简易担架，把杜梅抬上去，往农场主区的卫生室跑。苇荡的风迎面扑来，裹着股腥气，却吹不散几个人心里的紧——周明远跟在担架旁，手里攥着杜梅掉在地里的书，是本翻得卷边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书页被汗浸得发皱，像他此刻揪着的心。

  卫生室在主区的东头，是间破土坯房，墙皮都掉了，只有一个老医生，姓刘，以前是镇上卫生院的，因为“成分问题”被发配到农场，话少，却也实在。刘医生给杜梅量了体温，又号了脉，皱着眉说“是中暑，还有点低血糖，加上长期劳累，头疼的老毛病也犯了”。他给杜梅打了针，又开了些止痛药，用纸包着，说“得好好歇着，不能再累了，不然头疼会反复，到时候更麻烦”。

  周明远守在床边，看着杜梅躺在床上，脸色渐渐缓了过来，心里才松了口气。没过多久，杜梅睁开了眼，看见周明远，想笑一笑，声音却有点哑：“我没事，就是有点晕，让大伙担心了。”周明远没说话，只把刚晾好的温水递到她嘴边，说“先喝点水，刘医生说你得歇几天”。杜梅接过碗，喝了两口，又说“别告诉大伙我头疼的事，免得他们担心”。周明远看着她，她的眼里还带着点倔强，像头不肯认输的小兽，明明自己受了苦，却还想着别人——心里忽然有点疼，这姑娘，总把苦自己扛着，不肯让人看见她的软弱。

  从那以后，杜梅的头疼就没断过。有时晚上看书写笔记，看着看着就会揉太阳穴，眉头皱得紧紧的，连笔都握不住；有时干活累得直不起腰，便躲到苇荡深处，从布兜里摸出片止痛药，就着冷开水咽下去——怕被人看见，连嚼都不敢嚼，苦得直皱眉，却也没吭声。周明远看在眼里，却没点破，只在晚上给她留着灯，在她的书桌上放杯温水，里面泡着点野菊花——他听王管教说，野菊花能清热，或许能缓解头疼，这也是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杜梅见了，心里暖得很，却还是没说什么，只在第二天，给周明远的工具盒里塞了块糖，是她托人从镇上买来的，甜得很，她自己舍不得吃。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苇荡的风刮了又停，地里的庄稼收了又种，一年年的，快得很。到了一九七一年的春天，农场里忽然传起了消息——知青要回城了。先是广播里不再总喊“打倒资本主义余孽”，改成了“抓生产，促发展”，声音也没那么凶了；接着就有革委会的人来，给知青们登记，说“城里需要人手，符合条件的可以调回去”。消息传来，农场里顿时乱了——知青们都围着革委会的人问东问西，收拾行李时，连破了的褂子都叠得整齐，脸上的笑，是憋了多少年的，倒像枯木上冒了点绿。

  杜梅也收到了调令，让她回北京，继续完成学业，之后分配工作。她拿着调令，心里却没多少欢喜，反而有点空落落的，像丢了什么东西，坐立不安。她去找周明远，见他正在地里开荒，手里的锄头挥得有力，额角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砸在土里，没半点声响。杜梅站在田埂上，看着他的背影，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怕说了，就真的要走了。

  周明远见她来了，停下锄头，用袖子擦了擦汗：“怎么了？有事？”杜梅攥着调令，手指都捏得发白，半晌才说“我要回城了，回北京上学”。周明远愣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说“好，回城好，能继续读书，比在这农场强”。他的声音很平静，却没人看见他攥着锄头柄的手，指节都泛了白——那锄头柄，是他磨了无数次的，光滑得很，此刻却硌得手心疼。

  杜梅走的那天，天刚亮。周明远送她到苇荡边的路口，她的小木箱里装着书和几件旧衣服，还有周明远给她的那块怀表碎片——是他从怀里掏出来的，用蓝布裹着，说“拿着吧，当个念想”。卡车来了，“哐当哐当”的，声音糙得很。杜梅上了车，从车窗里探出头，对周明远喊“周师傅，我会给你写信的，会给你寄书的”，声音被风吹得有点散。周明远站在路边，看着卡车卷起尘土，慢慢往苇荡那头去——尘土落在他的工装裤上，白花花的，像刚落的霜，他却没动，直到卡车的影子没了，才蹲下身，摸出怀里的信纸，是杜梅留给她的，上面写着“周师傅，等我，等世道好起来，我们再一起去看青榆镇的老榆树”。风把信纸吹得晃了晃，周明远的眼睛有点红，却没掉泪——他知道，这不是离别，是等着重逢的日子，他得等着。

  从那以后，周明远就常常收到杜梅的信。信里写她在北京的生活，说她进了报社，成了一名记者，去采访那些受了冤屈的人，帮他们平反，字里行间透着股劲；写她读的书，说“最近读了鲁迅的《呐喊》，里面的人，像极了农场里的我们，却都透着股不服输的劲儿”；还写她帮着打听周兰的消息，说“我问了很多从南边来的人，还没找到兰兰的下落，你别着急，我们一起找”。每封信里，都夹着几本书，有鲁迅的，有茅盾的，还有些关于修表的专业书，书页都用牛皮纸包了边，怕磨破。周明远把这些书藏在工具盒里，晚上收工后，就坐在煤油灯下读。灯光昏黄，照在书页上，也照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神越来越亮，像被点亮的灯芯，不再像以前那样，总蒙着层雾——这些书，这些信，成了他黑夜里的光。

  他也给杜梅回信，写农场的变化，说“王管教退休了，回了老家，临走前给我留了把磨石，说‘干活的家伙，得护着’”；写老吴和小马的近况，说“老吴平反了，回了城里，听说又开了家修收音机的铺子；小马也去当兵了，来信说在部队里挺好”；写他寻妹的进展，说“我托人去了南边的落马镇，没找到兰兰的消息，不过他们说，那时人口贩子打着南边纺织厂招女工的幌子，拐了很多年轻的姑娘，把她们聚集在落马镇，再一个个卖出去——我想，兰兰或许就在那附近”。他的字还是歪歪扭扭的，却写得很认真，纸页上偶尔会沾着点机油，是他修表时不小心蹭上的，他也不擦，觉得这样才实在。

  一九七七年的冬天，荒湖农场来了几个穿干部服的人，说是来平反的。他们在槐树下念着名单，声音洪亮，却没什么温度。念到“周明远”时，周明远正在地里割麦，麦秆割得“沙沙”响。他放下锄头，走过去，听着干部念“周明远，因成分问题被错判，现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发放补偿金”。他接过那叠新纸币，捏在手里，软乎乎的，却没半点实感——倒想起父亲周正德当年被按在批斗台上，梗着脖子说“我没做过亏心事”的模样，鼻子忽然酸了，却没掉泪。这么多年的委屈，好像也不是一张平反通知书就能抹平的，只是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平反后，周明远就离开了荒湖农场。他先回了青榆镇，老胡同里的老榆树还在，只是更粗了些，树皮上的纹路也深了；院里的旧藤椅也还在，却积满了灰，坐上去“咯吱”响，像在哭。他没多留，又去了天津——父亲当年做外贸的地方。天津港变了样，以前的洋行没了，换成了新的厂房，烟囱很高，冒着白烟；码头边的商船来来往往，却没了当年的煤烟味，空气倒干净些了。周明远站在码头边，看着远处的大海，海水是蓝的，却也深不见底，想起父亲说“当年卖茶叶给洋人，是为了换外汇，没做过亏心事”，心里忽然有点释然——父亲的冤屈，总算也能平了。

  没过多久，他就去了北京。杜梅听说他来了，特意请了假，去车站接他。她变了些，穿了件新的蓝布褂，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笑，比在农场时更显精神，眼里的光也亮了。她拉着周明远，去看了场电影，是偷偷看的——那时还不兴公开看这些，电影院里没几个人，灯一暗，杜梅的手不小心蹭到了他的——两人都僵了一下，又赶紧缩回去，像偷了东西的孩子，连呼吸都轻了。

  看完电影，他们走在胡同里，夜里的风有点凉，吹在脸上，却不觉得冷。胡同里很静，只有两人的脚步声，“啪嗒啪嗒”的，慢得很。杜梅忽然停下脚，看着周明远，眼睛亮得很，说“周师傅，我喜欢你，从在农场时就喜欢了”。周明远的心跳忽的乱了，像他修过的那些走不准的表芯，齿轮卡着了似的——他看着杜梅的眼，亮得像星星，却不敢应，只说“杜梅，我比你大五岁，没找着妹妹，也没个正经活，怕耽误你”。杜梅听了，却笑了，笑起来很好看，说“我不怕，我等你，等你找到妹妹，找到工作，我们就结婚”。周明远看着她，心里暖得很，像喝了碗热粥，点了点头，说“好，我不会让你等太久”。

  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国家号召人们去深圳建设，说那里是“新地方，有新机会”。周明远听说了，就收拾了行李，离开了北京。杜梅去送他，给他塞了些钱和书，说“到了深圳，要好好照顾自己，记得给我写信，别让人担心”。周明远接过东西，点了点头，说“你也照顾好自己，我找到妹妹，就来接你”。火车开了，“呜”的一声，很响，周明远坐在窗边，看着北京的影子慢慢变小，心里却充满了希望——他知道，深圳是个新地方，像块没被开垦的土地，能让他好好干活，也能让他继续找妹妹，他得好好干。

  到了深圳，周明远成了一名建筑工。工地上很热闹——脚手架搭得老高，像通天的梯子；起重机“呜呜”地转，吊着钢筋水泥；工人们喊着号子，声音糙得很，却透着股劲，盖起的高楼一天天往上冒，看着就有盼头。他每天都要爬上脚手架，顶着日头干活，汗流浃背，工装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却没觉得累——他想着杜梅的等，想着妹妹的盼，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休息时，他就向工友打听周兰的消息，说“我妹妹叫周兰，十几年前被人贩子拐到了南边”。有些工友听了，说“我老家就是南边的，是有这回事，很多姑娘被拐后，就被卖到山里，一辈子都出不来，但日子过得还凑合——不过你别灰心，总能找着的”。周明远听了，心里忽然亮了起来，像修好了一块停摆的表，终于有了走下去的准头——他知道兰兰还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总有一天他们一定会团聚的。

  晚上收工后，周明远坐在工棚里，给杜梅写信，说“我打听着兰兰的消息了，有人说她应该就在南边的山里，等工地的活忙完，我就去南边找她”。他写得很认真，把工地上的事，把找妹妹的进展，都写了进去，字里行间透着点盼头。写完信，他摸出怀里的银壳怀表，表盖还是碎的，却被他擦得亮——贴在耳边，仿佛能听见“嘀嗒”声，不是表芯的响，是他自己的心跳，稳得很，像父亲的话，像杜梅的等，像妹妹的盼。

  深圳的夜，很安静。远处的高楼亮着灯，像星星落在了地上，闪着光。周明远看着窗外，心里忽然想起了鲁迅的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知道，找妹妹的路还很长，和杜梅的未来也还需要努力，可他不再怕了——他有手，能干活；有手艺，能修表；有心，能守住那些珍贵的人和事，这就够了。

  风从工棚的破窗里吹进来，带着点海的味道，咸咸的。周明远把信叠好，放进信封里，又摸出杜梅寄来的《呐喊》，翻到扉页，上面写着“周师傅，我们都要像野草一样，活着，并且好好活着”。他看着这句话，笑了笑，心里忽然充满了力量——不管未来的路有多难，他都会走下去，带着父亲的念想，带着杜梅的等待，带着对妹妹的期盼，好好活着，好好走下去。这世道或许还会有风雨，可他知道，只要心里的那点劲不丢，就总能走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