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8 章 原因

  “清朝的官服，尤其是电影里常用的那种补服，带方形补子、暖帽带有顶珠和翎羽、朝珠的搭配，造型独特，与汉人传统的宽袍大袖截然不同。

  对于以汉族观众为主的香港市扬来说，这种服饰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异族性、压迫感和陈旧感。

  当它被穿在一具面容枯槁、皮肤惨白、动作僵硬的‘尸体’身上时，那种违和感与恐怖感会被加倍放大。

  ‘官服’所代表的秩序、权威，与‘僵尸’所代表的混乱、死亡，形成了强烈的讽刺与反差。

  而且，清朝官服是用青、黑、蓝等深色调，僵硬的轮廓，也非常符合人们对‘尸体’、‘棺木’的阴暗想象。”

  飞廉这时也从捂脸状态恢复过来，沉吟道：

  “原来如此。服饰本为威仪之表，若附于朽恶之躯，则威仪化为诡异，秩序沦为混乱。此等反差，确能滋长惧意。”

  “第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嬴子慕的神色变得认真起来，

  “历史记忆与集体情绪的投射。

  香港，虽然当时是英国殖民地，但居民绝大多数是华人，其中很多人的祖辈是在清末民初因为各种原因南迁而至的。

  清朝晚期，是中国历史上屈辱、积弱、内忧外患达到顶点的时期。

  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一次次战败，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天朝上国的迷梦彻底破碎。

  在很多人，尤其是后来受到革命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历史叙事中，

  清朝的统治，特别是其后期的腐朽、保守、僵化，被视为导致种花家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

  嬴子慕的声音在安静的客厅里清晰回荡：

  “于是，在民间潜意识里，‘清朝’就和‘落后’、‘愚昧’、‘腐败’、‘压抑’、‘死亡’联系在了一起。

  那么，在恐怖片这样一个可以安全地释放焦虑、恐惧和批判情绪的载体里，

  将‘清朝’形象化为从坟墓里爬出来、带来瘟疫和死亡、必须被‘道长’用代表‘传统智慧’与‘民间力量’的茅山道术才能制服的‘僵尸’，

  就成为一种非常巧妙、又极具宣泄意味的文化隐喻。

  这不仅仅是吓人，更是一种对那段沉重历史的、带有愤懑与嘲弄的‘清算’。

  看，那个腐朽的旧时代，就像僵尸一样，死而不僵，还想出来害人，但最终会被我们代表进步、智慧、民间的力量消灭！”

  这番解读，让在扬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

  尤其是帝辛，他作为同样被后世史书严重“污名化”的末代君主，眼中闪过一丝极其复杂的情绪。

  他知道，想要“妖魔化”一个时代，确实可以通过娱乐的、通俗的、甚至有些滑稽恐怖的形式。

  《封神榜》中他的形象不就是吗？不同的是，清是活该，而他是被周给抹黑了。

  朱高炽则是听得有些出神，在听到“腐朽、落后、挨打”这些词，联想到大明后期的颓势，也不禁心有戚戚焉。

  嬴子慕缓了口气，接着说：

  “正因为有这样的集体心理基础，所以香港电影里，不仅仅是僵尸片，

  很多涉及清朝背景的电影，尤其是那些非正史剧、带有戏说或批判色彩的电影，

  都或多或少带有‘反清’情绪，或者至少是对清朝持一种讽刺、嘲弄、揭露的态度。”

  “而为什么电影里清朝的人，不是都剃头留辫子？而是保留全发，仅仅是后边佩戴了一条假辫子。”

  “除了，因为当时香港影视工业在黄金时期节奏极快，一个演员往往同时接拍好几部戏。

  可能上午还在拍清朝戏，下午就要去拍现代时装剧或者民国剧。

  如果为了演清朝戏把前额头发剃了，演员在现代剧里就无法以正常的时尚发型示人，这会直接导致演员“失业”或片酬下降这个原因外。

  这背后，同样有深刻的历史与文化原因。”嬴子慕的神情变得更加严肃，

  “首先，清朝入关后，为了确立统治、打击汉族反抗意识，颁布了严厉的‘剃发易服’令，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这是真实发生过的、充满血腥压迫的历史。

  男子剃发留辫，穿着满式服装，成为清朝统治最外在、最显著的标志。”

  “但是，在电影，特别是商业电影和带有强烈汉人本位意识的电影中，创作者和观众往往存在一种情感上的抗拒和审美上的不认同。”

  嬴子慕解释道，“第一，是‘华夷之辨’的潜在影响。 在传统的汉文化观念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剃发留辫，被视为被迫接受的‘夷狄之俗’，是屈辱的象征。

  很多电影，尤其是那些强调反清复明、侠义精神的电影，为了塑造正面、侠义的汉人英雄形象，

  为了迎合观众的情感期待，常常会有意无意地淡化甚至‘美化’主角的发型和服饰，

  让他们看起来更符合传统汉人的审美，比如束发、戴着英雄巾、穿着飘逸的汉服或改良的武侠装，尽管这在历史上那个时期几乎不可能。”

  “再有就是艺术表现与观众接受度的考量。” 嬴子慕继续说，

  “从纯粹的视觉审美和动作设计角度，飘逸的长发、飞扬的衣袂，

  显然比一根僵硬的辫子更适合表现武侠的洒脱、侠客的不羁，也更能做出漂亮的武打动作。

  一根辫子甩来甩去，固然也有其独特的武打设计，如‘辫子功’，

  但在大多数追求美观、帅气的商业片里，显然前者更受欢迎。

  观众也更愿意看到英俊潇洒的侠客，而不是顶着阴阳头、留着辫子的形象，哪怕那更‘真实’。”

  “还有，也是最根本的，是香港特殊的政治与文化环境。”

  嬴子慕的声音低了一些，“香港在殖民地时期，与内地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一方面，它保留了大量种花家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它又相对远离了内地二十世纪激烈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造。

  对于清朝的记忆和评价，香港社会有其独特的、更多元也更复杂的视角。

  在一些电影人看来，强调‘剃发易服’的压迫性，是凸显清朝‘异族统治’负面形象、唤起汉人民族情绪的有效手段。

  而在另一些更注重娱乐性、或者试图塑造更普世英雄形象的电影里，则可能选择淡化这一点，

  以避免不必要的/政/治/敏/感，或者单纯是为了角色更好看、更受欢迎。”】